苏轼《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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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冬。当时苏轼与秦观会面,而后在秦淮河上临别对饮。此词便是词人与秦观饮别后的有感之作。

  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

  宋代:苏轼

  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别西州。

  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饮别后归卧船中,只听到淮水波声,如拍枕畔,不知不觉又天亮了。从船篷缝隙中所见之残月是那么小。汴水无情,随着故人东去,而我却满载一船离愁别恨,独向西州。

  竹溪的花浦之间,你我曾经一同大醉,当日欢聚畅饮时的情谊胜过别后的伤悲。谁让我偏偏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了你,并与你成为朋友,这才酿成了今日分别这样一场烦恼。

  注释

  虞美人:此调原为唐教坊曲,初咏项羽宠姬虞美人,因以为名。又名《一江春水》、《玉壶水》、《巫山十二峰》等。双调,五十六字,上下片各四句,皆为两仄韵转两平韵。古代词开始大体以所咏事物为题,配乐歌唱逐渐形成固定曲调,后即开始名为调名即词牌。《虞美人》即是如此。

  长淮:指淮河。

  隙月:(船篷)隙缝中透进的月光。

  汴水:古河名。唐宋时将出自黄河至淮河的通济渠东段全流统称汴水或汴河。

  西州:古建业城门名。晋宋间建业(今江苏南京)为扬州刺州治所,以治事在台城西,故称西州。

  风鉴:风度识见,也指对人的观察、看相。

  创作背景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冬。当时苏轼与秦观会面,而后在秦淮河上临别对饮。此词便是词人与秦观饮别后的有感之作。

  赏析

  此词的起二句,写淮上饮别后的情景。秦观厚意拳拳,自高邮相送,溯运河而上,经宝应至山阳,止于淮上,途程二百余里。临流帐饮,惜别依依。词人归卧船中,只听到淮水波声,如拍枕畔,不知不觉又天亮了。着一“晓”字,已暗示一夜睡得不宁贴。“隙月”,指船篷罅隙中所见之月。据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载,苏轼于冬至日抵山阳,十二月一日抵泗州。与秦观别时当在十一月底,所见之月是天亮前从东方升起不久的残月,故“窥人小”三字便形容真切。“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二语为集中名句。汴水一支自开封向东南流,经应天府(北宋之南京,今河南商丘)、宿州,于泗州入淮。苏轼此行,先由淮上抵泗州,然后溯汴水西行入应天府。流水无情,随着故人东去,而自己却载满一船离愁别恨,独向西行。“无情流水多情客”(《泛金船》),类似的意思,苏词中也有,而此词之佳,全“载一船离恨”一语。以水喻愁,前人多有,苏轼是词,则把愁恨物质化了,可以载船中,逆流而去。这个妙喻被后人竞相摹拟。李清照《武陵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声名竟出苏词之上。

  “西州”,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引傅注以为扬州,其实词中只是泛指西边的州郡,即东坡此行的目的地。

  过片二句,追忆当年两人同游的情景。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东坡自徐州徙知湖州,与秦观偕行,过无锡,游惠山,唱和甚乐;复会于松江,至吴兴,泊西观音院,遍游诸寺。词云“竹溪花浦曾同醉”,当指此时情事。“酒味”,指当日的欢聚;“泪”,谓别后的悲辛。是年端午后,秦观别东坡,赴会稽。七月,东坡因乌台诗案下诏狱,秦观闻讯,急渡江至吴兴询问消息。以后几年间,苏轼居黄州贬所,与秦观不复相见。“酒味多于泪”,当有感而发。末两句故作反语,足见真情。“风鉴”,指以风貌品评人物。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四:“风鉴一事,乃昔贤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东坡对秦观的赏拔,可谓不遗余力。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东坡得读秦观诗词,大为惊叹,遂结神交。三年后两人相见,过从甚欢。后屡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可见文人高士之友谊实非常人可比。

  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词作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

  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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