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的名词解释_和今文经学的区别

　　古文经学的名词解释：

　　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古文经，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今文经，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古文经学的发端人物：

　　汉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毛诗》、《左传》、逸《礼》于学官。

　　刘歆在对今文经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又竭力提倡古文经学。刘歆认为，当时太学中的博士们所传习的经典是在秦焚书之后、由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的，因此难免会有差错。所以这些用汉初文字记载下来的 今文经 是不完全的，不是全经，也不是真经。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向民间，则有鲁国柏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古文经”才是真经、全经;而“古文经”又有三个来源：一是鲁恭王在孔宅坏壁中的发现;二是宫庭秘府藏书的公开;三是民间经师的传习。这三者比较起来，当然是从坏壁中和秘府中得到的经典更加可靠。因此刘歆竭力主张将 “古文经” 《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为博士。其重点又在《左氏春秋》。因为刘歆认为，与通过 口说 流传下来而倍受尊崇的 公羊春秋 相比，《左氏春秋》是由左丘明执笔记录下来的孔子与左丘明一起研究鲁国历史的成果，因此它最能代表孔子的思想。

　　刘歆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在这里，我们除了注意刘歆所谓只有《左传》才是孔门真传之外;我们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在古文经学家刘歆的笔下，孔子已由今文经学中受天命 的 圣王 和谶纬神学中作为 黑帝之子 的神还原成了一个研究古代制度文化的学者、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最大不同之处。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区别：

　　对孔子态度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经典顺序

　　今古文经学视经典的学习顺序的不同，源于两派对于孔子的定位不同。今文经学视孔子为教育家、思想家，所以将五经顺序定为《诗》、《书》、《礼》、《易》、《春秋》，由浅入深;古文经学视孔子为史学家，将五经顺序定为《易》、《书》、《诗》、《礼》、《春秋》，按时间顺序排列。钱穆先生认为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利益之争，当是定论之言。

　　兴盛衰落

　　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同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

　　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至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