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手”梁启超故事在线视频 梁启超历史名人故事在线听

美玲供稿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下面小编给大家讲一讲中华历代名人故事-梁启超的故事。

  梁启超充当“枪手”

  为了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风潮,1905年9月,清政府专门派载泽、端方等人为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到东西洋各国考察立宪政体是否适合于中国,要求他们考察完了交出有见解的考察报告和奏议。

  可是,载泽、端方等人是些不学无术的庸碌官僚。他们愿意出国,因为出国可以体味异国情趣,游山玩水;他们也害怕出国,因为出国有艰巨的考察任务,尤其使他们怵头的是要写考察报告和奏议。载泽等人根本就不懂究政法理,其随从参赞对此也知之甚少,因此很难写出有分量的考察报告和奏议来。怎么办呢?这伙人正点子不多,歪点子不少。他们打算在海外寻觅既了解西学,又通晓宪政的人,替他们撰拟各项考察报告、奏议等,即寻找充当考政大臣的“枪手”。

  壮志未酬的梁启超,虽然遭清政府的通缉而避居国外,但他变法维新的思想一天也没有泯灭。此时,他得知清政府的考政大臣要在海外寻觅“枪手”,觉得这是个宣传自己主张,倡导变法的好机会。于是,他通过多种途径同考政大臣们秘密地建立起了联系,自愿担当起为他们撰拟各种奏疏的“枪手”。

  考政大臣们对梁启超是知道的:梁有思想有观点,也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考政大臣们虽然知道清政府还在通缉梁,但由于他们自己无能,写不出朝廷需要的考察报告和各种奏议,也只好让梁充当“枪手”。

  梁启超得到了考政大臣们的默许后,就积极行动起来。据梁启超说,他在1905年秋冬之际,为清政府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们起草考察报告和各种奏折多达20余万言。

  梁利用撰拟考察报告的机会,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完全融进了报告之中。他在考察报告中,以海外各国的事例阐述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好处;在各种奏折中,他又借考政大臣们之口,奏请清廷早日实行君主立宪制,奏请赦免戊戌维新派等政治犯,请定国是。

  考政大臣们把考察报告和各种奏折交给了梁启超去写,他们自己就有时间游山玩水了。这伙人在国外考察了近一年的时间,带着梁启超为他们代写的各种文书“满载而归”。

  考政大臣们回国递交了考察报告之后纷纷向清廷上奏折,吁请改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

  清廷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和革命形势,不久便颁谕宣布:今后将仿行宪政。

  自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人物成了清廷通缉的“要犯”,因此他们再也不可能直接向清廷陈述个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了。梁启超所以自愿当“枪手”,就是希望借考政大臣们之口,传达自己心中之事,即利用为他们草拟奏疏之机,既可充分表达自己多年来追求的政治主张给清廷,又可以结交和影响清廷这帮考政大臣们,真可谓“一箭双雕”之举。

  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错割右腰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天涯知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神奇小妾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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