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大兴文字狱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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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狱是指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狱事,中国许多朝代都有文字狱的记录,朝鲜、日本等国也有类似事件。在中国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雍正大兴文字狱了,那么事情的始末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雍正大兴文字狱的历史故事吧!

  雍正大兴文字狱

  雍正终于当上了皇帝,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兴文字狱。 严政雍正当上皇帝几年之内,就将皇权归于一身,不容外戚勋臣染指,加上密折制度使他在管理臣民方面更是游刃有余,一扫康熙皇帝时的“宽仁”政治,而是实行自己的“严猛”统治。

  对于雍正的严猛,有他本人的话为证。雍正在批奏折时写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合。”虽然他也讲了“宽”,但归根结底是要“严”。雍正即位之初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就是他君权至上思想的表露,这才是他真正的思想。而制造文字狱则是他对反对派极端报复的首选手段。雍正六年发生的曾静授书案,最终导致了耸人听闻的吕留良文字狱。

  案发曾静,湖南秀才,经过仔细地思考,他觉得汉人出身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封疆大吏,认为借岳钟琪的势力反清是一件有可能的事。于是,曾静派张熙前去投书岳钟琪,而岳当时被朝臣同僚所诽谤,心中惶惧不安,正愁没有向雍正表明忠心的机会,便马上上奏雍正,同时对张熙动刑拷问。张熙则是“拷打昏厥,坚不吐口”,岳钟琪于是改变对策,礼待张熙,表示自己愿意与他联合反清。张熙信以为真,供出实情。

  由此为线,雍正得知曾静等人为他定的十大罪状,即“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盛怒中的雍正沉住气,极力安抚岳钟琪。同时派刑部侍郎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到湖南审理曾静一案。曾静供出他的思想来源于浙江已故文人吕留良的观点,这一下子,雍正的精力便集中在这件案子上了。

  这案中涉及的人牵一挂五,拉三携四,他们的受到株连的人多达几万人,牵涉的地域之广也无它可比。而雍正的大臣们认为“若非由内及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天下之言论为可信?”他们认为这些民间的传说来自官场,其本源必定在宫廷大内——就是雍正的对立面。结果是什么人都受到怀疑,就连流放的犯人也成了传播这些隐秘的嫌疑犯。由于曾静特别推崇吕留良,而吕留良是顺治十年即1653年中的秀才,后因悔恨猎取清朝功名,在康熙五年即1666年弃掉功名。康熙十八年,当时的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他,他誓死不就。

  第二年吕留良又被人举荐,他仍旧不理睬,因此名气很大,享有“东海夫子”之称。吕留良对清朝不满,尤其不以效忠夷狄政权为荣,他还开办学堂,教育自己的弟子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因为吕留良这个坚定的立场,又因为他的理学家声望,所以当时有许多人投拜到他门下,大有“穷穷晚进有志之士,风闻而兴者甚众”之势。 一个早就作古的顽固文人还有这么大的影响,由不得雍正用猛刑对待吕留良一案。

  雍正八年即1730年十二月刑部提出结案的议文,雍正将此议文交给各个省讨论,并下令焚尽吕留良的所有著书。雍正又命大学士米轼等人批驳吕留良的著书讲义、语录。 猛刑雍正十年,这个案子才正式定案,判决将吕留良及其儿子、当时已故进士吕葆中、已故吕留良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而将吕留良活着的儿子吕毅中、学生沈在宽斩首示众;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遣送到黑龙江宁古塔给披甲人戍边士兵为奴,女的为军妓,男的为杂役。案中被牵连的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给人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三千里。

  而为吕留良著作刻书印刷的人车鼎臣、车鼎贲,以及于吕留良交往人的,收藏吕留良书籍的人,均被处死。吕的门人有的被革去举人、监生、秀才功名的,有的妻子被流放千里之外,吕留良学生的学生,吕留良的同乡也丢官的丢官,丧命的丧命。当时引发此案的曾静,张熙二人一直在家候旨,还幻想着为雍正洗清罪名,被雍正重用,哪里想到雍正想都不想,便杀了这两个人。

  莫谈国事由此开始文字狱一起接一起,许多人家的家规,只要有清、满等字,就有可能被人挑刺,告状。朝廷官员之间更是相互蓄积陷害、报复。父亲一句诗招来“戮尸枭示”的大祸,子女被流放边疆的事屡屡发生。刑部尚书的儿子因做诗文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结果按大不敬律斩首。还有的拍马屁没拍到点上,反而成了文字狱的受害者,福建汀州范世杰批曾静,赞雍正,不想被雍正误会了,而被说成造言生事,受到“若再多事,即治罪”的警告。

  介绍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我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为残酷暴虐,清代皇帝大施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族人的民族独立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的文字狱古已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

  曹魏末年,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权臣司马昭“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太武帝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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