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短篇人物历史故事分享
历史故事的意义了解一个国家就要先了解它的历史，历史故事是让我们最容易了解中国历代历史等不同地域，不同朝代历史最快捷方法。经典历史故事等你来品味。
司马迁着《史记》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史书，也开启了许多史学题材的先河。《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其人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幺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 还 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我为什幺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故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
《史记》其书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司马迁的《史记》开启了中国通史编纂的序幕，而且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精神，也就是据实记载，不畏强权，坚持真理，支持正义。《史记》成为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们必须阅读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莽改制
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王朝，在历史上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王莽改制。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它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伪君子
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面人物。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王莽覆灭后，除了东汉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认可的《汉书》有一篇《王莽传》外，其它有关史料已荡然无存。所幸《汉书·王莽传》还相当详细。
初元四年(公元前四十五年)王莽出生在一个煌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无异。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fen1、涿郡崔发、南阳陈祟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大肆收买人心，以至于全国上下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作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一百万、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房。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十万人突击，二十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当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上主太平盛世。很快，王莽就获得了皇帝的宝座。
书呆子和改革者
王莽当政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
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实行盐、酒、铁器官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农商、手工业税，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实际是王莽集团的又一次变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数千数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币制改革已给商业带来严重的创伤，百姓更是一贫如洗。贫苦农民无处谋生，就连上山打猎、放牧，以及捕鸟、捕鱼、养家畜、养蚕、纺织，甚至缝补、算卦都要上税。
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
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50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13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