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差异

福萍 200分享

  中国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都是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那中、日两国的维新政变为何有如此不同的结局,以下是小编为你整理的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差异,希望能帮到你。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结局

  明治维新胜利:1868年至1873年,明治维新为日本开了新时代。“维新”一词取自《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确,明治维新是以天皇复辟为名,其实是一次从下而上的夺权,结束了日本德川幕府的“武家”政治。

  戊戌变法失败:1898年,清光绪帝在慈禧太后让他亲政之后,援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百日之内颁布一连串诏书改动制度,但遭遇守旧人士反对。慈禧太后在袁世凯依附荣禄后,得以运用北洋新军的力量夺回政权,处死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六人,把光绪囚禁在瀛台。短促的“维新”,转为悲剧!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差异

  首先,明治与光绪的处境不同。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德川只是篡窃天皇权力的权臣,正主既出现了,德川幕府再难有其合法性。光绪则是慈禧的继子,亲子一伦在伦理差序位阶最高,即使是皇帝也得在亲子关系上垂手。

  其次,德川幕府执政之初,遍植亲藩于关东为武家藩屏,但执政日久,那些大藩坐收户额租地,耽于逸乐,已失去战斗力。德川末代将军的部下,也已只见宫廷宠臣,不见武勇之士。于是,九州诸藩挟其实力,要求武家奉还大政,德川实已没有抗拒能力。反之,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役后,南北诸省都迅速“武化”,尤以 大门的直隶总督,手握重兵,举足轻重。戊戌维新时,慈禧任命亲信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即使谭嗣同当真能够劝动袁世凯支援光绪,袁军也没有抵抗荣禄的胜算。当时东南督抚,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维新外,都不做左右袒。光绪缺少有力奥援,而慈禧则有直督的实力为后盾,是以光绪处境与明治的形势相比,可谓主客之势完全不同。

  更须注意者,日本的藩士乃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身份,他们都是藩主的武士,平日聚集在藩主的城堡,本身并没有社会基础。德川幕府手上曾有过重兵,但执政既久,武士已转化为官僚系统中的大小官吏,他们寄生于幕府,却不能动员社会资源支援武家。德川幕府外无强大亲藩的支援,内无有力藩士发动社会力量,其不能自存,已明白可见。普鲁士的乡绅(Junkers)是“在乡军人”,身份与中唐以前的府兵相似。这些乡绅乃是支持重建日耳曼民族主权国家的重要基石。若以日本武士与普鲁士乡绅相比,其最大差别在于武士寄生宫城,不在乡村掌握地方的实力。

  中国明清的缙绅,并不具武士性质,却是地方社区的精英。他们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又凭借同族、同寅、同事、戚谊等种种关系,编织为庞大的网络,大则涵盖全国,小则笼罩一乡。缙绅士大夫的向背,在皇朝嬗代、政局转变之际,都有决定性的作用。清代末季,政府执政能力已相当不足,但儒家君臣伦理的强大约束力还在,以致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手握重兵,雄踞东南,还是恪守臣节,解散了湘军。这种情势,若不是从下而上的革命,缙绅为主体成分的官僚体系,殆难与虎谋皮,由内部发动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

  戊戌维新代表的理念,在当时还有保守与洋务两派思维方式作为选项。保守派,例如倭仁、王先谦等都坚决相信中国传统方式是“千古不易”的正道,任何学习西洋的改革均是“离经叛道”,不宜施行。洋务派,例如张之洞及大多数的督抚,致力购械设厂,希望中国能够有坚船利炮,甚至振兴实业,希望中国能利不外溢,但其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赞成国家制度也转变为西洋模式。这两种主张,在当时是缙绅士大夫的主要思想,持维新改革理念的人反而不占多数。是以,光绪与康、梁无法转移庞大的缙绅力量支持维新运动,各省督抚在慈禧反扑时大多不声援光绪,当是因为他们大多只是持洋务派的观点,还不能接受维新之论。

    相关文章

    热门标签

    660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