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中后期宦官专权斗争

　　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一批批的宦官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究竟是做了哪些事?

　　唐朝宦官专权

　　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一批批的宦官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自号称“欺压皇上的老奴”李辅国始，继而有逼宫弑帝的俱文珍与王守澄、经历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称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时的权阉杨复恭、刘季述等人。这些人个个都是生前显赫无比，死后臭名昭着的大宦官。

　　唐后期由于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的权力，权势日盛，以致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于是，皇帝利用朝官，朝官依靠皇帝，向宦官展开夺权斗争。这种宦官与朝官之间的斗争大致有以下几次：

　　永贞革新 ：贞元二十年(804年)，唐德宗死，顺宗即位。唐顺宗因病不能理事，时任起居舍人和翰林学士的王叔文和王伾遂专制朝政。他们先后引进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发布了废"宫市"和五坊小儿，禁止节度使向皇室进奉财物的"月进"、"日进"等一系列革新措施。后又派大将范希朝接管宦官的神策军兵权。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当即发动宫廷政变，逼迫顺宗禅让帝位，立太子李纯为帝，是为唐宪宗，并改元永贞。王叔文、王伾被贬杀。

　　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鉴于他的祖父宪宗李纯、父亲穆宗李恒、长兄敬宗李湛等都是被宦官废杀或扶立的，故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决心依靠和利用朝官李训和郑注铲除宦官势力。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李训谎称金吾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企图在宦官前往观看时，将其全部诛杀。不料事泄，宦官遂派禁军大杀朝官，史称"甘露之变"。

　　从唐宪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专权的鼎盛期，这股依附于皇权的恶势力，对它所依附的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二王”改革失败后，几乎所有宦官都参与朝政，广泛深入到当时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大批宦官进入政府，担任诸司使职;掌握宫中全部机要，出纳王命;干预吏选，监视外朝官员;掌握书院、国子监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领域。

　　由于朝中文武大权基本落入宦官手中，朝中制定国策、进退将相大臣，以至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纵在宦官手中，皇帝成了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纵的傀儡。宪宗以后到唐亡的9个皇帝，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的都是由宦官废立。唐文宗哀叹自己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他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还有谁敢跟他们作对呢?“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从唐太宗到唐睿宗时期，是唐朝宦官势力开始抬头的阶段。唐太宗在位时期，鉴于前代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对宦官限制非常严厉，宦官只是“门阁守御，庭内扫除，廪食而已”，稍有不轨便遭到严厉的惩罚。武则天执政时，集权于内廷，以牵制外朝的功臣宰相，内官用事开始增多。不过，武则天不像东汉时期的那些女主们，要凭借宦官成为自己和男性大臣沟通的桥梁，这一阶段宦官没形成什么势力，品级也都很低。

　　中宗复位后，韦后当政，为了扩大内朝权势，发展阉人势力，并授予宦官品爵，人数增至3000多。中宗还派宦官外出监军，开唐代宦官监军的先河。同时，各派宫廷政治势力为了窥测上意，探听消息，纷纷巴结拉拢宦官。当时李隆基为了消灭韦后势力，就曾利用过宦官高力士等人，这说明宦官势力已开始抬头，力量不可忽视。

　　“安史之乱”是宦官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发生后，唐肃宗李亨因强藩作乱、险亡其国而开始对武将妄加猜疑，宦官则大受宠信，开始内掌军队，外监诸将，其权力从内廷向外朝逐步延伸，从间接向皇帝进言干预朝政到直接把持军政要职，最终形成了专权格局。

　　安史之乱历史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促使唐代开始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由于发起反唐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背景简介

　　安史之乱

　　唐代经历 唐太宗“ 贞观之治”、 唐高宗“ 永徽之治”、 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贞观遗风”及 唐玄宗的“ 开元盛世”后，成为了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 鼎盛。安史之乱发生后，对唐朝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藩镇崛起

　　随着 唐太宗、 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东、西 突厥、 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 境极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 节度使和一个 经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 按察使、 安抚使、 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就使得原来为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 新唐书 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 财赋”。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皇室隐忧。

　　外重内轻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设置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时，京师守卫改由 彍骑负责。而天宝年间，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 平卢、 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玄宗怠政

　　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 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安禄山为自保和升官拜杨贵妃为母亲。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河北胡化

　　唐太宗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一带，河北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汉文化影响很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 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 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 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将相不和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15万的兵力，拥兵边陲，其手下 骁勇善战，甚获 玄宗宠信，引来宰相 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

　　战争起因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 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 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 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 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 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 水深火热之中。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 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 杨贵妃之兄 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 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 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矛盾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 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 契丹人、 奚人， 唐太宗打败 突厥人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胡人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 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族和 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 中郎将。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 均田制和 府兵制被破坏， 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 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 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 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 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 常山太守 颜杲卿、平原太守 颜真卿以及张巡、 许远的死守 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