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外交关系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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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朝外交关系分析

　　三苗

　　“苗”与“蛮”在上古汉语中同音同意，三苗与后世的南蛮应是同源。《战国策·魏策》记载了三苗的地望，东面洞庭，西面彭蠡，北起文山，南接衡山。尧舜时期，洪水泛滥，三苗趁机在东南作乱，曾与驩兜、共工和治水失败的鲧被四岳合称为天下“四罪”，必惩之方才咸服民众。舜派禹降服苗民，未得结果。舜晚年又亲自南征，途中在苍梧之野病逝。禹继续征苗事业，作誓师词《禹誓》，与苗军展开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战，克服苗师，平定三苗。从此三苗衰微不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东夷

　　夷人位居中原之东，故称东夷 。东夷族起初分布在河北保定易县至燕山南麓一带，在夏商时期分作四部，一支留居冀中，北支环绕渤海湾迁至辽东、朝鲜半岛，南支经山东南下到江淮地区，另有西支遍及华北平原西部山西、河南二省，最远达陕西，这一支在夏朝早期与夏后氏构成矛盾，曾在太康至杼的期间对夏后氏政权构成不小的威胁。有穷氏 兴于穷桑，其后北迁至渤海之滨鬲，在那里逐渐壮大。五帝时期曾加入有虞氏的部落联盟，协同舜帝驱逐大风、十日、九婴、猰貐、凿齿、封豨、修蛇等逆盟部落，威望一度振兴。夏初，有穷氏西迁于鉏，逼近夏后氏的心脏区域。太康时，夏室中衰，有穷氏首领羿借机西进。南渡黄河，灭结封豨、夔、洛伯、河伯四个夏后属国，占据嵩山北麓、河伯故地穷石。遂后夺取夏都斟鄩，淫放太康于豫东，另立其弟中康。中康陟，子相立，羿遂代之，如此夺取了政权。八年后，羿被义子寒浞杀害。寒浞烹羿之肉强迫羿子吞食，羿子不肯便被寒浞杀害。寒浞又娶羿妻纯狐氏，生豷、浇二子。寒浞残暴昏庸，夏后少康联合有鬲氏降臣靡、有虞、有仍、斟灌、斟鄩等亲夏氏族一举灭掉了豷、浇和寒浞。有穷氏族人自此离开河洛地区，向西南迁徒[93] 。东夷族的东南支分为九族，统称“九夷”。《竹书纪年》记载，相时，“于夷来宾”，而少康复国时，只有方夷归附，其余八支继续与夏族抗争。少康子杼在位期间，大力改善军事装备，作甲作矛，屡败夷族，把夏后的势力扩张到东海之滨。至杼子槐时，九夷纷纷归附夏后，往后夷夏彼此和睦。

　　商

　　商族子姓，源于黄帝曾孙帝喾高辛氏，始祖契为帝喾妃有娀氏简狄所生。契为禹同期人物，居于黄河下游，曾协助大禹治水。经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五位先公，商族从冀东发展到豫北。冥任夏后水官，在治水过程中死去。冥子王亥在位时，商族经济达到新的高峰，《卜辞》记载王亥一次祭祀可用牲多达五十头牛。为解决牲口过剩、不易畜养的问题，王亥将一部分牛羊托寄于河伯氏和有易氏。有易氏首领绵臣却得寸进尺，强迫王亥交出所有牲口，王亥拒绝，绵臣便将其杀害，夺走牛羊。后来王亥之弟王恒从绵臣手中夺回了牛羊。王恒之子上甲微又联合河伯氏讨伐有易氏，杀死绵臣。商族在有易氏没落的同时强大了起来。主壬、主癸时期，商族势力不断上升，他们拉拢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一步步逼近中原夏后氏地区。天乙汤继位后，网罗人才，在伊尹、仲虺、女鸠、女房的协同下，始征葛，又先后消灭韦、顾、昆吾等亲夏氏族，削弱夏后势力，“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趁夏地发生旱灾，起兵西进，在鸣条与夏后桀展开激战，桀抵挡不过，经历山逃至南巢。汤在西亳称王，夏朝覆灭，商朝成立。

　　外交和亲政策是夏朝兴亡的关键

　　关于夏禹和涂山氏的婚姻有过这样的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日：‘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证也。’涂山之歌日：‘绥绥白狐九尾庞胖，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从大禹和涂山氏的婚姻来看，夏族不但女孩子外嫁有太多禁忌，要在高台上等待神灵的昭示，男子娶妻也要借助宗教巫术的手段完成。而在政治方面，禹因为治理洪水的共同事业与涂山氏结成联盟。这就说明了在当时社会已经打破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婚姻关系。几个氏族的联盟构成了强大的部落。有利于增强该部落的军事抵抗能力，抵抗外部落的入侵，以及增强该部落的生存能力。还有在东夷居住区的涂山召开的诸侯大会，可以看出，东夷族与夏族的关系已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通过与东夷族的联姻增加了夏族的政治、军事力量。禹起用东夷族的人，并委以重任，还准备以皋陶和益作为自己王位的继承人，这足以说明夏族的政治体系得到了改善和进步。

　　夏族与涂山氏结成联盟。两族也就加强了经济方面的往来。两族在生活用品、农业方面形成了互补。夏族的商人可以把涂山氏没有的、而夏族比较盛行的物品拿到涂山氏去换购商品。涂山氏也通过同样的办法，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康。避免了战争的发生，社会的安定，夏族得以逐渐的强盛起来。

　　夏族与东夷族通过和亲加强了两族间的文化交流。我曾经听先生给我讲的考古纪实说，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玉器，以及漆器、丝麻织物等，这些在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中特别发达。在餐饮器器方面，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炊器主要是深腹罐和鼎，良渚文化的炊器主要也是釜和鼎。那个时候就有了建筑，良渚文化中出现大面积的人工“土筑金字塔”，就是经过人工夯打而修筑的一种高台土丘，是埋葬权贵人物并作祭坛用的场所，与二头里文化中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宫殿建筑基址的情况大致是相同的。在夏族居住只发现登封告城王城岗一处属于宫城性质的城址，这就是城墙最初的建筑，一定是属于东夷族的发明。夏族与东夷族在服饰文化、工艺文化、建筑文化都充分地融合在一起，两族的文化都得以补充和充分的发展，东夷族与夏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娶了姚姓之女为妻，以此使赢的姓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伯益的才能也得到了禹的赏识和认可。于是，禹也就准备把伯益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伯益在夏族的政治权势和地位也就得到了提高，由此也就引发了大禹的儿子启驱逐伯益而夺取王位的事件，也就使夏族的政治制度由“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此时的王权与前期相比得到了强化。夏王不仅对家里的奴隶可以任意生杀，而且对同族成员也渐渐树立权威。由此产生了军队、城墙、监狱。社会政治制度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夏朝也逐渐建立起来。

　　伯益本是东夷集团部族的首领，通过此次联姻，使夏族大禹与东夷族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商贸方面，伯益与姚姓之女联姻后比大禹娶涂山氏女时的经济往来更加盛行。此时的夏代已经不是处于原始氏族社会，也不是处于城邦式的初期的奴隶制社会，而是处在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也就说从此时起结束了城邦式小国林立的初期奴隶制的阶段，开始建立起一个奴隶制大一统的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同时，更加密切了与东夷族的文化交流。

　　夏桀是夏王朝的末代君主。他文才出众，武艺超群，本来如此文韬武略的男人应该有能力成为一个英明的君王。可遗憾的是：夏桀娶了妹喜，妹喜实在是天生的一个美人胚子，妺喜是有施国专为倾覆夏朝而来的，因此她变着花样来使夏桀浪费民力财力，使民怒沸腾。但夏桀对她的要求百依百顺，样样照办。

　　夏朝的建立与兴衰是与东夷大姓由和亲关系结成的联盟密切相关的，所以同东夷的关系始终是夏朝最紧迫最重要的内政问题之一。为确保东夷诸氏族部落的归属，夏朝从大禹到帝发都非常注意帝族同东夷大姓有仍氏、有莘氏的和亲关系。夏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太昊后裔有莘氏和涂山氏大力支持的结果，但由于夏桀迷恋于有施氏的女儿妹喜，使夏朝同有仍氏的和亲关系完全破裂，并遭到整个东夷族的反抗而灭亡了。夏王桀由于没有处理好同东夷族的和亲关系，以及自己的暴虐、昏庸，导致了夏王朝的灭亡。

　　夏朝人口介绍

　　我国历史上约建立于公元前廿一世纪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关于夏朝人口数量不能确定，只能从古书典籍中探究一二。

　　据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记载：“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今《禹贡》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三十万六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以考订精审著称的历代典章制度专著《通典》与《通考》，对皇甫谧所言不加置疑，全文照录。后世史家更相沿不废，直至近年一些论著中仍继续沿用。有学者将《帝王世纪》所述夏禹人口视为“世界各国最古人口数字之一”，还有人认为皇甫谧系采自《汲冢纪年》，并引《左传》“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及《尚书·尧典》“协和万国”的记载，解释“万国”为“一万个部落”，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人，即平均每个部落一千三百五十五人，从而确认《帝王世纪》所云绝对可信，并把它视为“永垂青史的历史见证”。

　　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系当时学者为实现大一统的理想，假托大禹治水划分九州，并非大禹时的实际。《禹贡》作者于每州分叙其山川、湖泊、土壤、物产以至田赋等级及贡品运道等地理现象，无不纷然并陈，独不敢言及人口，及司马迁作《史记》，充分利用皇家所藏全部典籍，但有关禹的记述，亦多照录《尚书》，无所补益。晚于《禹贡》成书时代六、七百年之久的皇甫谧，又如何得知二千三百余年前大禹时的人口数呢?

　　皇甫谧系三国时人，卒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汲冢纪年》于其去世的前一年才出土，经卫桓、束皙译注后始得流传。皇甫谧是不可能利用到的，何况传世的汲冢书并无有关夏禹的人口记录。至于《尚书·尧典》所谓“万国”，其数字不可拘泥，正如《大誓》“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古人万、亿、兆等字寓意为众、多，不可视为实数。

　　夏朝统治力量所直接控制的仅限于以今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而《帝王世纪》所云其时垦地达9，306，024顷，甚至比《汉书·地理志》所载的疆域比传说中的九州大得多的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垦田数8，270，536顷还要多，其夸张失实已显而易见。况且刚由原始部落的松懈联盟过渡到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夏朝，在当时政治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如此甚至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与耕地统计。皇甫谧所云显系出于虚构，不可凭信。

　　夏代人口已无可考。当少康中兴开始依附于有虞氏时，据《左传》记载：“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注：“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其后少康即依靠这支军事力量，攻灭了夺取夏后氏领导地位的寒浞的两个儿子浇和豷，“复禹之绩”，可见当时人口不会很多。

　　夏末统治者淫乱暴虐，社会动乱迭起，“而诸侯多畔(叛)”，加上商人在东方的兴起，夏王朝被迫退居到山西南部周初称为“夏虚”的地方。史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其活动范围已祗限于今晋、豫、陕三省交界处的狭小地区。《帝王世纪》云：“孔甲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所谓十损其七，也只是一种蠡测之词，但说明夏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已大为缩小，最后又经历了商灭夏的战争，末期人口当更为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