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史书《后汉书》简述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是《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东汉史书《后汉书》
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共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志为晋司马彪撰，一般称《续汉志》。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曾为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累迁尚书吏部郎。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因事触怒刘义康,左迁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遂以著述为事,撰写《后汉书》。后又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的权力之争，于元嘉二十二年遇害。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卒于晋惠帝末年。范晔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出现了多家后汉史作。东汉明帝至灵帝时，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边韶、马日□、蔡邕等几代人的相继撰述，写成了纪传体《东观汉记》，记载了东汉光武帝至灵帝的东汉史。此后,吴谢承和晋薛莹、司马彪、刘义庆、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袁宏、张□等都有著述。范晔在各家基础上，博采众书、斟酌去取，成一家之言。其中对《东观汉记》吸取尤多。他原拟效法《汉书》，撰写十志，但因被杀而未及完成。范书记事简明扼要，疏而不漏，后来居上。因此，它传世后，除袁宏《后汉纪》外，其他各家后汉史作相继失传。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与《汉书》有所不同，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由传入纪,袭自华峤《后汉书》。这一变化,固然与东汉女后多次临朝称制有关,但也出于对君权的尊崇。传于《汉书》之外创立了七篇类传，包括《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烈女佳》。这些类传都是根据东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思想风尚设置的，有的类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所效法。志中《舆服志》为《汉书》所无。《汉书》有《百官公卿表》,记述西汉职官制度。司马彪改“表”为“志”,创立《百官志》,叙述东汉分官设职情况。这两篇志,后人修史多有因袭。志中未设《食货志》，漏载一代经济制度。后来《晋书·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多少弥补了这一不足。
南朝梁刘昭第一个集各家后汉史书同异以注范书，并从司马彪《续汉书》中抽出志，也加以注释，补入范书。唐高宗之子李贤和张大安、刘纳言等为范书作注,征引广博，训释简当。李贤等人的注行世后，刘昭的范书注不被人重视，遂至散佚。司马彪志的注基本流传下来，仅缺《天文志》下卷和《五行志》第四卷的注。清惠栋作《后汉书补注》，多有创见。此后王先谦以惠栋注为主，吸取各家成果，撰《后汉书集解》，对旧注进行了一次清理。
今存最早刻本是南宋绍兴本，其中残缺五卷。商务印书馆曾加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所缺五卷补以别本残册。此外，明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也是较可靠的旧刻本。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采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以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并吸取了前人研究和校勘成果，是一个质量较好的本子。
特点
一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地。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二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又有所创建。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史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范晔在《后汉书》中亦继承了前人的纪传体制(保留“纪”、“传”、“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亦采用独传、合传、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凭着自己对史学的领悟，他在《后汉书》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晋涵《江南书录》)，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
三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后汉书》的历史和史学价值是多方面的，显现了范晔高超的史才。
关于《后汉书》的思想价值，清人王鸣盛评曰：“范书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应当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然“公卿不见采”改为“公卿少见采”可能更恰当，且褒隐逸、尊独行亦未到极端的程度，只不过和其他正史相比较突出罢了。具体说来，《后汉书》有肯定王权秩序、颂扬忠贞名节等儒家正统思想，亦有褒扬避世隐逸、狂狷放达的道家玄学思想，还有对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亦应为《后汉书》的基本内容。《后汉书》中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有利于社稷安定、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贬责。
《后汉书》中褒赞了大量的勤政爱民者。如《循吏列传》中记传卫飒时，赞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记传王景时，历数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蚕织等政绩，赞其勤政爱民;记传王涣时，写其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清正廉明，善断案，“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鲁恭、魏霸、刘宽等传记中，赞其治行卓著;杜根、刘陶、李云等传记中，赞其仗义直谏;班超、梁谨等传记中，赞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这种赞扬表现了对王权秩序和国计民生的维护。
《后汉书》中还对仗义执节者大加赞美。《党锢列传》中写李膺受陷害，遭党锢之祸时，拒不逃避，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从容就死。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及遭党祸，亦慷慨就死：“其母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这是一幅舍生取义、母子诀别的撼人图画。显然，范晔对此是大加赞美的，亦即是对封建忠义的赞美。
与作者对上述记传人物的态度相反，范晔对外戚、宦官的横暴专权、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东汉中叶，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执掌朝纲，于是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混乱局面。如桓帝与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计议杀了梁翼，五人俱被封为侯。于是，他们居功自傲，把持朝纲，穷奢极欲，祸国殃民。《后汉书》对上述的外戚与宦官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综上所述，可见《后汉书》肯定了王道秩序，赞美贤达忠义，鞭挞奸佞邪恶，基本上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其实，这也是它被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汉书》对佛教与谶纬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在《西域传·论》中，范晔评价佛教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指出了佛教的荒诞不经。又，《张衡传》中载其《请禁图谶》一篇，作者以欣赏的口吻叙述了他上疏的情况：“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联系《宋书》本传中亦说范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其临死前“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亦有助于理解《后汉书》的这一思想倾向。
范晔在编著思想上则更类司马迁，他在《班彪列传》中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批评了班固《汉书》的思想局限。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中，承袭了《史记》中的《滑稽》、《日者》、《龟策》而创制了《独行》、《逸民》、《方术》等类传，并首创了《列女传》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书中拘于正统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为女性立传的禁例，等等，足见范晔著史书的科学态度和才华胆识，非班固等所能比拟。至于后世史家承袭《列女传》体例而将其内容改为“烈女节妇”传，比范晔的编著思想正统却逊色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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