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古代诗人简介】(2)
白田风雅
作为诗人的叶燮，在繁忙的公务政事之隙，不满官场的黑暗腐败，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的社会现状，一腔悲愤之情溢于笔端，写下了反映宝应民生疾苦的《纪事杂诗十二首》，悉系发自肺¸之言，堪为史诗。《御马来》写讨伐“三藩叛乱”时，骑兵过境，先遣一骑冲风而来，“手持大府贴，御马到头行”，索要军需粮草限时刻日，军帖告诫：“毋轻身与名”，连县官吏役都战战兢兢，何况百姓。清廷为恩赏讨叛将士，特自内库关发饷银，由京解送前线，称为“帑金”，《帑金递》纪述，所过州县，要确保其安全，且须备足民夫到站倒换，“夕到朝送发，斯须勿停徂”，而宝应当时“邑小剩残黎”，应募的人虽勉强挨达前州，却“道死十三躯”，尸体运回，家人哭声动野。
反映宝应水患的《荷锸夫》记一位荷锸持畚、挑土筑堤的老翁，“皮骨抛酸楚”，“肠饥转鸣鼓”，相反豪门巨户却“占籍酣歌舞”。《采柳谣》描述水患时的扰民，当时令百姓扎柳成埽用以培堤，“去年采东乡，今年采西乡，东西两乡柳，采之尽斧戕”，以致“境内一望空”，而这些“投之沧渊中，飘如马脱僵”。《衙前钟》等抨击上官、令史和大差们，不顾人民疾苦，索要“牺牲酒醴罗，玉帛交横陈”的供应，尤其是频繁的大役，搞得人诚惶诚恐，闻“钟”丧胆，惟恐“抗拂立粉齑”。
叶燮的这些诗稿在宝应的文人中迅速流传开来，一批正直的文人为知县的人品、文品所感动，不约而同地汇集起来，用诗人的敏感和率真，写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且追随在叶燮身边，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这些人和叶燮结成了真挚的友谊，并这种友谊保持、发展到人生的暮年以至终老。 这些人中有称为宝应二杰的王筑夫、陶 （及其子文虎），宝应状元王式丹（康熙四十二年，当时还是青年），翰林侍读乔莱及其子崇烈等。 乔莱，号石林，康熙六年进士，后举博学鸿词，升至翰林侍读，至今宝应仍存其私家园林纵棹园。乔莱与王式丹在叶燮晚年曾多次到横山探望叶燮，留下不少诗作。乔莱归隐后在故居（后改名亏园）筑乐志堂，请叶燮作《乐志堂记》，那时叶燮已64岁。 后来，宝应的诗人还邀叶燮重至宝应，并由叶燮撰《宝应重修六事亭碑记》。宝应又有别称白田，后来，宝应的诗人将叶燮在宝应时所作的《记事杂诗十二首》及其他唱和之作和后来重至宝应所作的诗与当地诗人的作品，分别编成《白田唱和集》和《白田风雅》等集子。这一时期是清初宝应诗人最活跃的时期，极一时风雅之盛，史称白田风雅。
罢官退隐
尽管叶燮在宝应清廉自守、政绩斐然，得到人民的爱戴，却也不免要得罪一些人。先是叶燮的前任知县孙蕙（字树百，山东淄川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康熙八年至十四年宝应知县），孙蕙因礼聘同乡为幕宾得风雅之名，蒲松龄因不满其工于权术、贪婪无厌，不到一年即辞他而去。叶燮晋京谒选时，已升任户部给事中的孙蕙将心腹祥（见上二篇）相托。叶燮平反射阳湖冤案并作成《湖天霜》一诗记述，还将祥驱逐，孙蕙知道后对叶燮种下刻骨仇恨，务求置之于死地，以杜草菅人命之纠弹。
接着叶燮同榜进士江西李振裕（其父在明末任光禄寺少卿，降清后任兵部侍郎）在吴三桂举兵攻略江西时，以其父曾流寓宝应与邑中李姓相契，遂举家东迁，抵宝应之日，向叶燮索马夫一百名，叶燮以额例为辞，李振裕却迳命驿站夫头，如数派往其家。是日，适总河都御史巡河至宝应，需差役却无人承应，叶燮询问驿差，回答说往李翰林家供役了。叶燮责备夫头，引起李振裕恼怒，派健仆二三十人，持刀挟矢，震噪公堂，锁去衙役五人至其家，鞭打几死，叶燮前去理论，李非但不认错，反而恶语相向，并忌恨在心。后来，李升至户部尚书。
还有江都张问达，听信捕风捉影之辞，昂然向叶燮勒馈千金，遭到拒绝，竟鼓动淮扬间的邑绅大户共同寻找叶燮的毛病，一时流言四起。加上过往宝应的各级官吏都未能从叶燮那里索要到财物，对叶燮也多有指责。 于是，缙绅大户讧于下，藩司河道责于上，往来官员怨于朝，叶燮以一区区县令，自然挡不住这三股合流的暗潮，何况其中又有两位声势煊赫的京官，终不免以“该官庸懦成性，河漕绎站，百事废弛”的空洞罪名罢官而去。 罢官之后去向何处，叶燮在给侄子舒崇的信中说：“无论梦断春明，即家居之念，亦复不作。”即分湖是不回去了，那么，能去的，看来也只有曾经隐居过二十多年的横山了。
叶燮离开时，两袖清风穷得连赶路的盘缠也没有。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宝应的父老乡亲获悉之后，凑钱为叶燮置备行装，买船送叶燮离开，送了一程又一程、让叶燮非常的感动，挥笔写下《赠行碑》一诗。多年后重至宝应时仍有“赢得长天秋水碧，柳堤回首马频嘶”的欣慰。罢官之后的叶燮，深知以自己的个性无法在当时的官场立足，因而绝意仕进，在离开宝应回横山前给侄子舒崇的信中说：“既已在世外，宦游永断”，萌发出放浪山川之志，在同一封信中说“瓢笠之念已居六七”。 叶燮回到横山安顿好家眷之后，带上简易的行李，开始了名山大川之行。叶燮的此番游历，不同于一般的游山玩水，既为了消遣胸中的郁闷，领略山川风情，也由于生活的贫困，可以通过知交的朋友，略略得到一些经济的资助，同时增加生活历练，丰富人生体悟。
游历山川
叶燮先后东到泰山，登临泰山绝顶，西至嵩山、华山，南游闽粤历雁荡山、罗浮山直到南海之滨。祖国的壮丽河山，既给他以美的享受，又使他开阔视野，拓展心胸，跳出一己之荣辱得矢的考虑，提高了思想情趣，愈加热爱生活。游历中，有机会更多地接触下层人民，增加了生活阅历，极大地丰富了诗文创作的题材。这一时期，是叶燮诗歌创作的多产期，除了和友朋之间的唱酬外，更多的是感悟山水的心得以及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甘苦的纪实之作，这些诗作很快流传开来，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游历中，叶燮有机会广泛接触全国各地文化学术界的一些名流。年轻时代的旧交不少已成为当时名士，如曹溶（秋岳，浙派词开创者）、吴之振（孟举，宋诗派先导）等，还结识了一些新朋，象写戏剧《桃花扇》的礼尚任、张玉书（翰林学士、尚书）、（竹坨，浙派诗人饮袖）、梁佩兰（药亭，岭南三大家之一），以及当时诗坛领袖（渔洋）等人，朋友间的讨论切磋，批评辨驳，使叶燮对当时诗坛现状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诗坛流弊觉得有必要加以矫正，这一切，初步触动了叶燮《原诗》创作的想法。
王士禛对叶燮的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诗古文镕铸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先生卓尔孤立，不随时势为转移，然后可语斯言之立”。 这一次的诗意游历，对叶燮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叶燮十分重视行万里路的游历，每有机会，必欣欣然出行。 在《将远游奉别诸同人》一诗的序中，叶燮写道：“余生平好名山水如同饥渴，岱宗嵩少匡庐黄山，曾陟焉而得其胜，独未登太华、峨眉为憾。今年已七十，倘复迁延不往，其不为终生疚乎？决于今春奋然出门，以毕此愿。……余此行原决不望生还，……倘获长逝于削成万仞雪岭天半、丹崖翠壁、古刹（佛塔）名蓝（即寺院）之间，便当埋此，题一碣曰：‘有吴横山人叶子之墓。’斯愿长毕矣”。
76岁那年，叶燮还为没有到过近在百里的绍兴五泄而遗憾，决计前往，游玩回来后不久，就在横山病逝。
设馆授徒
叶燮在游学过程中，对当时诗坛盛行的刻板的摹拟和复古之风十分不满，为了宣扬自己的诗歌理想，回到横山后，叶燮在住所辟出房屋，招收学生，设馆授徒，系统教授自己的诗学观点，讲解诗歌理论，指导诗歌创作。在教学中，叶燮以、和三家的诗作为教材，叶燮认为这三家都体现了创新和求变，是影响其后诗风的代表人物。三家中，叶燮最推崇杜甫，除了感怀其身世遭际和史诗般的纪实风格，更重要的是杜诗中的创新，叶燮认为杜甫的诗包源流、综正变，前人诗歌的优秀品质，“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为前人之诗也”。
叶燮以杜甫为楷模，学习大师们创作的“自命处”，根据具体实事，自抒胸臆，因情而文。叶燮对自己的诗歌创作颇自负，对学生们训诲说：“我诗于酬答往还或小小赋物，了无异人。若登临凭吊，包纳古今，遭谗遇变，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与众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虽前贤在侧，未敢多让。” 当时从叶燮学诗的人很多，其中沈德潜、叶长扬、祚、薛雪等后来都成为一时名士。
张锡祚（1672-1724，又名永夫），木渎人，生活贫苦，为人高洁，气节高尚，诗才横溢，后来穷饿而死，其墓葬灵岩山下（即再来人墓）。
薛雪（1861-1770），字生白，号“一瓢”，清通医学，与当时名医叶天士齐名，有《一瓢诗话》等作品传世，论诗继承叶燮的主张。
叶燮的学生中，成就与影响最大的要数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
沈德潜少有才学，大器晚成，67岁才中进士，翰林院编修，授尚书衔，得到皇帝赏识，称为“江南老名士”，特许沈建立生祠，亲书“诗坛耆硕”之匾，死时，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沈德潜著作等身，其诗学著作《说诗晬语》，大多引叶燮的观点，就是不曾明言是叶燮的言论，亦多暗袭叶燮的说教。《说诗晬语》不成系统，但其地位使其影响比叶燮要大，也使叶燮的思想得到广为传播。
沈德潜后被尊为“乾嘉诗坛托塔天王”，连叶燮的对手也不得不感叹“横山门下，尚有诗人”。
叶燮的学生中还有侄子叶舒崇（四兄四侗之子），舒崇九岁丧父，由叶燮抚养长大，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官中书舍人，但舒崇也不幸早夭，死时仅三十多岁。舒崇得叶燮亲授，才名享誉文坛，与叶燮并称，有“大阮小阮”之目，其流虹桥（位于松陵镇）轶事在文坛传为佳话，王士禛、朱彝尊等人均有诗词以记。
主要著作
《原诗》原附刊《己畦集》中，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4卷。后收入《昭代丛书》和《清诗话》中，合为 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新校注本（与《一瓢诗话》、《说诗晬语》合刊），以《清诗话》本为底本，校以《己畦集》本,仍分4卷；内篇上下分卷，据文意略有调整。内篇为诗歌原理，其中上卷论源流正变，即诗的发展；下卷论法度能事，即诗的创作。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论工拙美恶。《己畦集》中尚有《与友人论文书》等文学论文，宗旨与《原诗》略同，内容亦不出以上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