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张之洞:打土豪分田地为民减负【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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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半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和摸底考察,张之洞基本具备了干大事的条件。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他给朝廷上了一道《整饬治理折》,他在折子中提出了治理山西的全面规划和详细方案,慈禧看后,大加赞赏,还通报嘉奖他“实心为民,洁己率属”。

  有了慈禧的肯定,张之洞决定放手一搏。但山西腐败落后,贫弱交困,如果不采取铁腕强权政策,那就是隔靴搔痒,事倍功半。于是,他狠了狠心,施行铁腕强权。

  ●打土豪,分田地

  长期以来,山西人民活得很累、很憋屈,他们的生存根本——土地被地主官僚囤占,这些可恶的官僚囤占了大量的优质土地后,还向朝廷瞒报实际面积,广大农民不仅种不到好地,还要承担沉重的税赋。

  张之洞决心要把那些被囤占的土地归还给农民,于是派马丕瑶、高崇基等干吏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土地大清查,并以实地丈量的方式,进行登记造册,最后共查出各州县瞒报囤占的土地达20万亩!

  张之洞立即将这些土地进行合理分配,既严厉打击了官僚囤占瞒报土地的不法行为,也为广大农民减轻了负担。然而,查出的这20万亩耕地对于亟待解决温饱问题的山西百姓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于是张之洞又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并为垦地的农民提供购买农具和种子的资金,还免税三年。此举安定了民心,也激发了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铲除路霸

  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但在山西境内务工经商的人士却苦不堪言,因为各州县为了大肆敛财,在各自的地盘上乱设关卡,扣留途经关口的车辆和牲畜,勒索其交钱纳税,否则就不予放行。

  这帮官吏不是在征税,而是在拦路抢劫,只有强盗才会拦截行人索要买路钱。因为太过于霸道,外省的商户都不敢到山西来做生意,久而久之,山西越霸越穷,越穷越闭塞,似乎与世隔绝,这给山西的工商业发展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张之洞查知此情后,严令各州县将差徭局改成清徭局,并裁撤路关和差徭,然后派马丕瑶、锡良等干吏到地方监督检查,要求各州县做到“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裁撤路关和差徭后,山西这才向全国工商业人士敞开了大门,国民经济也从此得以发展。

  ●禁除鸦片

  山西百姓缺粮少地,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省遍种鸦片,大量的耕地被挤占。从北京到山西任职的那一路上,尽是罂粟苗,张之洞忧心如焚。从那时起,他就发誓要把拔掉那些毒苗,让全省官员戒掉烟瘾,把鸦片赶出山西!经过考察,他也深深地感叹:“山西之患不在灾害,而在于烟患。烟毒耗民元气,山西尤为严重。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

  在张之洞看来,要想禁烟,首先就得禁种,但有一个问题很现实:农民种植鸦片的产值,要比种粮高出好几倍。如何说服农民退烟还耕呢?张之洞觉得这事关系国家兴亡,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于是颁布了《禁种罂粟章程》。

  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这道章程颁布后,他组织官员一边劝诫百姓禁种鸦片,一边引导、鼓励百姓种植棉桑,广积谷粮,兴修水利,务本兴农。

  为切实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他还实行各州县领导责任制,严厉要求各州县官员带头开展禁烟活动,坚决铲除责任区内所有种植的鸦片,如有迟缓或违抗,就从重从严惩处!很快,山西绝大部分土地都停种鸦片,而腾出来的大片土地,也都种上了棉、桑、麻、粮等农作物。

  与此同时,全省官民的烟瘾也在有效戒除。可鸦片之瘾,哪有那么容易戒掉啊?为此,张之洞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戒烟局,然后寻医购药,医治那些烟瘾患者。

  山西的禁烟行动持续了一年后,全省烟毒泛滥的40多个州县,基本上退烟还耕,全省官民也基本上绝食鸦片,整个山西的民风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禁种鸦片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在那个烟毒弥漫,国家因此衰败的动荡年月,忧国忧民的张之洞强烈地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他的禁烟行动规模,虽不能和林则徐相提并论,但其产生的轰动效应却很强大。

  ●裁减公费,为民减负

  晚清以来,官场上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黑暗腐败,另一方面则是官员工资低微。清朝定制,正一品的大学士年薪仅180两银,像张之洞的这样二品大员年薪仅150两银。

  这点工资是很难养家糊口的,而朝廷各行政机构的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同样,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其绝大部分税赋收入都要上缴朝廷,存留数量微乎其微,行政开支和办公经费往往通过向百姓加征税款解决。还有很多不守规制的官员,打不上公款的主意,就通过各种手段搜刮民膏,百姓总是遭殃。

  从雍正朝开始,朝廷为了杜绝地方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开始实行“养廉银”制度。所谓的养廉银,就是朝廷补发给地方官员的津贴,相当于灰色收入。地方官员养廉银按官职高低依次分配,分别是总督2万两左右,巡抚15万两左右,布政使1万两左右,按察使8000两左右,道府官员5000两左右,州县官员1000~2000两。

  养廉银制度的推行,确实解决了地方官员日子不好过的局面,但这笔巨款却不由朝廷国库拨付,而是由地方政府向百姓征税时附加而来。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这就是清朝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和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的办法,真可谓是欺世盗名,超级荒唐!

  朝廷允许地方政府向百姓征收附加税,那么百姓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了。因为朝廷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标准,这就纵容各地各级政府无序加税。通常情况是,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要比朝廷的税赋高出好几倍,而各州县加征的税赋要比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高出好几倍,有的地方甚至要高出十几倍,比如张之洞为之平反的四川东乡就是这样。

  在万恶的封建社会,在黑暗的清王朝,百姓的生活艰辛程度真是无法想象。就拿山西来说,张之洞上任之前,前几任巡抚规定各道府、州县每年要向省府上缴公费19950两银。这笔公费是省府下派给各道府、州县的任务,各道府、州县自然拿不出这笔银子,于是他们又成倍数地把这笔账转嫁到百姓头上,因为各道府、各州县也需要办公经费。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普遍,可张之洞认为当官的太腐败了,太不懂得体恤百姓疾苦了。虽说官员的待遇应该提高,但不能如此变态和无序,如果持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官逼民反,进而天下大乱。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张之洞带头将省府每年的公费裁减至6400两银,并要求各道府、州县也大幅裁减公费。在他的强力执行下,全省每年共裁撤公费达79000余两银,为本来就极度贫困的百姓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此外,他还严令禁止下属对上司“馈送摊捐”。所谓的摊捐,其实就是礼金和红包,这是晚清官场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在晚清,地方官每年收取的下属馈送礼金,要远远大于其下派的办公经费。如果办公经费用于行政开支的话,那么其收取的馈送礼金,则源源不断地涌进其私人金库。张之洞严厉禁止了这一陋习,也扭转了山西官场长期形成的不良之风。

  ●断道

  张之洞裁减公费、禁收礼金和红包,断了山西官员的敛财之道。这事做得够狠,还有一件事,他做得更狠,那就是他也断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

  朝廷下派给山西的摊捐项目是五花八门,加起来有十几项,如铁贡、绸绢、农桑、纸张、京饷、科考、盐务等。每年这些项目累计达10万两银,成了山西最大的苛政(晋省州县之累,以摊捐为最)。

  有些摊捐项目,是从乾隆年间兴起的,到光绪年间就已经作废了,可这些项目却依然在征税。比如,向朝廷捐贡的绸绢、纸张等物品,山西早已停产了,可从山西到北京的运费和杂费依然在征收,仅绸绢一个项目,朝廷每年就要向山西征收12000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任务十分繁重。比如,山西产铁,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平铁8万余斤,好铁20万斤,而朝廷拨付的运费却寥寥无几,需要山西摊捐4万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由于年头太过于久远,目前是征无所征,运无所运。甚至,很多征收摊捐的官员,都不知道那些项目是什么东东,更别说是老百姓了。

  对于朝廷的这些摊捐,有些官员就是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也征不到位,因为百姓确实被他们这帮人榨干了。由于交不够摊捐款项,这些官员只好欠账。据统计,在张之洞到任前的18年间,山西欠款官员多达500人,共欠朝廷摊捐达30万两银!官员欠朝廷的摊捐款,说到底是百姓的欠款,最终将由百姓买单。可山西百姓真的没有了活路,在各级官员的逼迫下,绝大部分百姓流亡失业,哪儿有能力偿还欠款?

  张之洞体恤百姓疾苦,他决定成立清源局,认真清理核对各类摊捐,他的处理办法是:对于必须捐贡朝廷的费用,由省府税收中开支;对于已经停止生产的绸绢、纸张等摊捐,则奏请朝廷予以免除。

  张之洞这么干,就是断送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他既为山西百姓解开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也为黑暗腐朽的晚清官场,树立了一个清正廉洁、仁政爱民的光辉形象。不过,张之洞能够斩断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得益于一个人的鼎力支持和帮助,那个人就是他力邀出山担任户部尚书的阎敬铭。

  阎敬铭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如果没有他的首肯,张之洞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为山西减负。阎敬铭为张之洞开绿灯,算是对他的一种报答,也算是官场上的一种交情。

  ●清理财政

  经过一番摸底考察,张之洞认为山西之患“非匮乏之患,而弊混之患”,而导致弊混之患的根源就在于财政管理混乱。

  山西财政可不是一般的乱。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到光绪八年(1882年)的33年间,山西财政从未进行过清查,这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因为是一本糊涂账,账面上的数目差缺竟达400万两银。对于差缺的款目,历任巡抚都没有究查,也无从究查。财政如此混乱,山西该如何治理呢?

  为彻查陈年旧账,张之洞设立清源局,制定《山西清查章程》,并亲自督阵。具体工作则由马丕瑶、李秉衡等干吏实施。清源局下设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代、裁摊、工程八个科室,每个科室都有专人负责,分门办理各项清查业务。

  在张之洞的强力督导下,马丕瑶等官员严格执行《山西清查章程》规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查清了30多年的糊涂账:

  1省库原存银218万两。

  2新收银15523万两。

  3支出银15821万两。

  4透支152万两。

  5实存银72万两。

  33年的糊涂账,就这样被张之洞查了个水落石出。也就是通过清查旧账,他查出了原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山西大员的贪赃枉法行为。

  此外,他还查出了葆亨截留各省赈济山西灾民的22万两抚恤款。张之洞用这笔款筹建了粮仓,既周济了受灾缺粮的百姓,也打击了不法囤粮的奸商。

  随着葆亨等人的倒台,山西其他贪官污吏也都跟着他们纷纷落马。从此,山西吏治迎来了一个晴空如洗的大好局面。

  张之洞顺利地清理山西财政,也得到了户部及户部尚书阎敬铭的大力支持。账目清理完毕后,阎敬铭又把山西当作成功案例向全国各省推荐,张之洞因此又赢得了不少美誉。

  ●兴办洋务

  晚清的洋务实业,由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发起。他们兴办洋务实业,如引进西方技术,开造船厂、机械局、军工厂等,都是为了富国强民。因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和科技在政治军事领域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

  曾国藩等人虽然觉醒了,但他们的先见之举,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肯定和支持。很多顽固守旧人士,特别是清流党,坚决抵制他们办洋务,说他们的举动是“卖国求荣”、“崇洋媚外”,说他们弄的那些洋玩意儿是“奇技淫巧”,并上奏朝廷严厉禁止。

  这些人的主张和建议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帝王统治江山靠的是儒家思想,他们把传统的道德伦理放在执政的第一位,而对于经济和科技,他们则没有什么概念,并没想到这后者会快速推进世界的发展,甚至改变这个世界。因此,当西方列强用铁舰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时,我们还处于落后的冷冰器时代。两军对垒,好比是让秦始皇的兵马俑与现代坦克部队硬碰硬,安能不败?

  遗憾的是,西方列强的炮舰并没有轰醒腐朽顽固的清王朝统治者,他们依然在极度奢靡的宫殿里,吃喝享乐,昏昏欲睡,无所作为。

  这一切,张之洞都看在眼里。他恨铁不成钢,他对统治者牢骚满怀。他也恨透了西方列强,恨他们以强欺弱,因此在京城当愤青那阵子,他特别反感李鸿章等人对外妥协求和。这是他参劾李鸿章等人的主要原因,并非反对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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