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临江仙·风水洞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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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苏轼游风水洞,被风水洞的美景所吸引,作该词描叙游览的经历和感受。

  临江仙·风水洞作

  宋代:苏轼

  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故应为我发新诗。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

  借与玉川生两腋,天仙未必相思。还凭流水送人归。层巅余落日,草露已沾衣。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地、水、风、火从来都是所在充满的,这里风水绝佳,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这是故意让我写诗赞美的吧。各种幽雅的花香气四溢,飘到了整个山涧、山谷之中,潭中秋天的水草似乎在随风起舞,水面上漾起细小而成圈的波纹。

  洞中清美的泉水要是借给卢仝泡茶喝,他一定会觉得两腋习习生风,有飘飘欲仙之感,这样,恐怕他连天仙都不会恋慕了。还烦请流水把我送回家。高峰上只剩下将要落山的太阳,草丛中的露水已经沾湿了我的衣裳。

  注释

  临江仙:词牌名。唐教坊曲。原用以歌咏水仙,故名。又名《雁儿归》、《瑞鹤仙令》等。双调小令,平韵格。

  风水洞:《诗集》王文诰注引《杭州图经》:“洞去钱塘县旧治五十里,在杨村慈岩院。洞极大,流水不竭,洞顶又有一洞,清风微出,故名曰风水洞。”

  四大:佛教以地、水、火、风为四大。认为此四者广大,能产生出一切事物和道理。

  寒藻:指秋天的水藻。沦漪(户衣):《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chún)兮,河水清且沦漪。”沦,细小而成圈的水纹。漪,语气词。

  玉川:唐诗人卢仝(tóng),号玉川子。两腋:.两边胳肢窝。卢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凭:烦请。

  创作背景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苏轼游风水洞,被风水洞的美景所吸引,作该词描叙游览的经历和感受。

  赏析

  上片着重写风水洞中清美的境界。开头两句紧扣题目中“风水”二字落笔,以议论领起全词:“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这是用佛家的眼光观照自然,是对“风水洞”之所以得名的一种诠释。毫无疑问,这是词人接受了佛家宇宙观的一种体现。词人仿佛接触到了“源头活水”由此获得了创作的灵感:“故应为我发新诗。”而后着力写词人在风水洞发现的别具美感的景物:“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这两句扣住了风水洞“流水不竭”、“清风微出”的特点,结合着词人的视觉感受和嗅觉感受,写出了一个藏娇蕴秀、清美绝人的境界,多少也带有“妄意觅桃源”(《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诗)的思想倾向。

  下片自抒所感,并写出出洞后所见。“借与玉川生两腋,天仙未必相思。”这两句是想象,是夸张,实际上表达了对风水洞中“水”的极度赞赏,又很有幽默感。以下转到写出洞归来。“还凭流水送人归”一句,承上转下,点出一个“归”字,而且运用拟人手法,把“流水”以至风水洞都写得富有人情味,词人此行的满足和快乐也就见于言外了。篇末两句承上“归”字,写归途中的景物“层巅余落日,草露已衣。”词人通过景物描写,表明己到了傍晚时分,词人白天在风水洞逗留的时间之长,就可想而知了。倘若仔细品味,夕露“沾衣”的话兴许还另有一层深意在。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之三中描写了自得其乐的劳动生活,后半首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该词在模山范水与纪游之外,还隐隐流露出超脱的审美趣味以及对人生自由境界的追求。

  全词由游览而至生出归田园的意向,结尾处意蕴深厚,既是情绪流程的归宿,也是词人的终生追求。写景、抒情、议论都是诗歌创作中常见的表现方法,该词将写景、抒情、议论结合了起来,也可以说是词的诗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词作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

  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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