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大林寺桃花》鉴赏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大林寺桃花
唐代：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人间四月里百花凋零已尽，高山古寺中的桃花才刚刚盛开。
我常为春光逝去无处寻觅而怅恨，却不知它已经转到这里来。
注释
大林寺：在庐山大林峰，相传为晋代僧人昙诜所建，为中国佛教胜地之一。
人间：指庐山下的平地村落。芳菲：盛开的花，亦可泛指花，花草艳盛的阳春景色。尽：指花凋谢了。
山寺：指大林寺。始：才;刚刚。
长恨：常常惋惜。春归：春天回去了。觅：寻找。
不知：岂料，想不到。转：反。此中：这深山的寺庙里。
赏析
该诗只有短短的四句，从内容到语言都似乎没有什么深奥、奇警的地方，只不过是把“山高地深，时节绝晚” 、“与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节候，做了一番纪述和描写。但细读之，就会发现这首平淡自然的小诗，却写得意境深邃，富于情趣。
诗的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两句，是写诗人登山时已届孟夏，正属大地春归，芳菲落尽的时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 —— 一片始盛的桃花。从紧跟后面的“长恨春归无觅处”一句可以得知，诗人在登临之前，就曾为春光的匆匆不驻而怨恨，而恼怒，而失望。因此当这始所未料的一片春景冲入眼帘时，该是使人感到多么的惊异和欣喜。诗中第一句的“芳菲尽”，与第二句的“始盛开” ，是在对比中遥相呼应的。它们字面上是纪事写景，实际上也是在写感情和思绪上的跳跃 —— 由一种愁绪满怀的叹逝之情，突变到惊异、欣喜，以至心花怒放。而且在首句开头，诗人着意用了“人间” 二字，这意味着这一奇遇、这一胜景，给诗人带来一种特殊的感受，即仿佛从人间的现实世界，突然步入到一个什么仙境，置身于非人间的另一世界。
正是在这一感受的触发下，诗人想象的翅膀飞腾起来了。“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诗人想到，自己曾因为惜春、恋春，以至怨恨春去的无情，但谁知却是错怪了春，原来春并未归去，只不过像小孩子跟人捉迷藏一样，偷偷地躲到这块地方来罢了。
这首诗中，既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写得具体可感，形象美丽;而且还把春光拟人化，把春光写得仿佛真是有脚似的，可以转来躲去。不，岂只是有脚而已，看它简直还具有顽皮惹人的性格呢。在这首短诗中，自然界的春光被描写得是如此的生动具体，天真可爱，活灵活现，如果没有对春的无限留恋、热爱，没有诗人的一片童心，是写不出来的。这首小诗的佳处，正在立意新颖，构思灵巧，而戏语雅趣，又复启人神思，惹人喜爱，可谓唐人绝句小诗中的又一珍品。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海拔越高，温度越低，所以季节的出现也较陆地晚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大林寺的桃花在季节上为什么比山下要开得迟?从气象的角度来解释，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受了气温垂直差异的影响。也就是说，大林寺桃花之所以开得迟，原因是由于这里是“山地气候” 的缘故。
常识告诉我们，在山地地区，气温是随着地势的高度的上升而相应递减的。一般说， 高度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下降0.6℃。当山地垂直起伏到几干米时，气温的垂直差异就更为明显。加上植物对气温的适应能力不同，这样，处于不同高度地段的植物景观必然就会出现差异。庐山海拔高度约1 400米，山顶气温比山麓平川地区一般要低8～9℃;大林寺位于今日庐山“花径风景区”，比山下平原高出1 100余米，气温较山下的九江市一带低6～7℃;加以庐山地处长江与郡阳湖之间，江湖水汽郁结，云雾弥漫，日照不足，更使山上的气温降低，春天当然就来得迟了。
对于这个道理，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自然是无法理解的。这从他在《游大林寺序》中所写的一段话“大林穷远，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四月)，正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花，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一世界者”，可以证明。 其实，气温垂直变化对植物的影响，不仅在庐山是这样，就是在别处也不例 外。试以喜马拉雅山在我国境内一段山地为例，位于山地东南谷地的察隅、墨脱一带，由于海拔较低，日照充足，气温较高，可以种植水稻、玉米、柑桔等喜高温作物;由此往上，到海拔3 000米处，气温下降、雨水减少，只能种青裸、小麦一类作物;再往上，则是草木稀疏的高山牧场;雪线以上则因终年积雪、气候恶劣，除了偶尔长着几棵雪莲以外，啥植物也长不了。可见，在山地地区，植物在垂直分布上的差异性是与山地气候要素一一气温和降水的垂直变异分不开的。所以山地地区的气候就表现出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色了。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四月。白居易时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年四十六。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诗人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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