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戏赠元九李二十》鉴赏
此诗既是诗人为自己的诗集题记，又是赠友之作，而且是“戏赠”，即兼有与友人戏谑的意思。
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
唐代：白居易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篇《长恨歌》多么有文采风情，十首《秦中吟》则是匡时济世的正声。
常常被元稹学去了我诗中的格律，李绅也不得不佩服我的歌行。
世间的富贵我大概没有缘分，身后文章才会留下我的声名。
别笑我气粗，满口大话，新编的十五卷诗集已经完成。
注释
元九：指元稹(微之);李二十：指李绅。这二人都是诗人白居易的好友。
长恨：指诗人于元和元年(806年)创作的著名长诗《长恨歌》。此诗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其中对唐玄宗的重色误国进行了某些讽刺，所以他自认其诗有风人之情，美刺之旨。
秦吟：指诗人于贞元、元和之际创作的一组反映民间疾苦的著名讽喻诗——《秦中吟》。正声：指《诗经》中的“雅诗”。
老元：指元稹。偷：朋友间的戏词，实际上是学习、效仿的意思。格律：作诗在字数、句数、平仄、押韵等方面的格式。
短李：指李绅。《新唐书·李绅传》：“(绅)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伏：通“服”，佩服，服气。
应：大概。无分：没有缘分。
身后：死后。合：应该。
言语大：夸口，说大话。
排：编排。
赏析
此诗既是诗人为自己的诗集题记，又是赠友之作，而且是“戏赠”，即兼有与友人戏谑的意思。全诗八句，诗人首先举出自己全部诗作中最有名气、流传最广的代表作，表明自己的创作用心。先列出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强调其情感文采;再列出讽喻组诗《秦中吟》，强调其社会价值：接近《诗经》之“正声”。白居易特意列举出了自己的这些作品，意在表明自己的以诗歌干预现实的思想和自己成功的实践。
诗第三、四两句下，诗人曾分别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是格变。”又注：“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余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元稹写诗乃受到白居易的启发，李绅、白居易同作乐府，但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后来居上，令李绅自叹弗如，这里称元稹为“老元”，称李绅为“短李”，又故称曰“偷”、曰“伏”，都朋友之间的戏辞，由此也可见元、李、白三诗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诗中接着写“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这是诗人结合自己命运遭际的牢骚话。他说：世上富贵人人所羡，但我却命中无份，看来只有身后的文名，聊可自慰了。这里虽有对自己诗才的自许，但也蕴含着不平和辛酸。白居易后来在与遭谗被贬的好友刘禹锡会面时，曾即席赋诗相赠，其中有诗云：“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虽是就诗人刘禹锡的遭遇说的，但也是发诗人自己的心声。最后，诗人更以故做自傲的语气，夸饰自己新编诗集后的得意心情。
从写作背景来看，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蕴含的感情是复杂的，表面上是自矜自许，是对自己文章的夸耀，是对友人的戏谑，但实质上充满不平、辛酸和自嘲，当然也不乏对自己才能的自豪。从整个诗的风格来看，可以说是亦庄亦谐，名曰“题卷”，而不拘泥于记事;称为“戏赠”，并不仅是戏言。全诗对仗工整，一气呵成，寓深意于轻松调侃之中，既诙谐幽默，又耐人寻味。
创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诗人白居易因遭谗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自己虽在政治宦途上遭挫，但多年来所创作的几百首诗文却足以自矜。于是，他“检讨囊帙”，将约八百首诗，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编成十五卷，集成后题了这首诗。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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