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池上》译文注释及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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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是一位擅长写叙事诗的大诗人。他的长篇叙事诗,将所叙事物写得曲折详尽、娓娓动听,饱含着诗人自己的情感。同样的,他的诗中小品,更通俗平易。《池上二绝》就是这样一组描写一种平凡生活的小诗。

  池上

  唐代:白居易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个小孩撑着小船,偷偷地采了白莲回来。

  他不知道怎么掩藏踪迹,水面的浮萍上留下了一条船儿划过的痕迹。

  注释

  小娃:男孩儿或女孩儿。艇:船。

  白莲:白色的莲花。

  踪迹:指被小艇划开的浮萍。

  浮萍:水生植物,椭圆形叶子浮在水面,叶下面有须根,夏季开白花。

  鉴赏

  这首诗写一个小孩儿偷采白莲的情景。从诗的小主人公撑船进入画面,到他离去只留下被划开的一片浮萍,有景有色,有行动描写,有心理刻画,细致逼真,富有情趣;而这个小主人公的天真幼稚、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也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

  诗人在诗中叙述一个小娃娃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准确地捕捉了小娃娃瞬间的心情,勾画出一幅采莲图。莲花盛开的夏日里,天真活泼的儿童,撑着一条小船,偷偷地去池中采摘白莲花玩。兴高采烈地采到莲花,早已忘记自己是瞒着大人悄悄地去的,不懂得或是没想到去隐蔽自己的踪迹,得意忘形地大摇大摆划着小船回来,小船把水面上的浮萍轻轻荡开,留下了一道清晰明显的水路痕迹。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诗中的小娃娃描写得非常可爱、可亲,整首诗如同大白话,富有韵味。

  白居易是一位擅长写叙事诗的大诗人。他的长篇叙事诗,将所叙事物写得曲折详尽、娓娓动听,饱含着诗人自己的情感。同样的,他的诗中小品,更通俗平易。《池上二绝》就是这样一组描写一种平凡生活的小诗。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两个小景写得可爱、可亲、可信。

  创作背景

  据《白居易诗集校注》,这首诗作于大和九年(835年),时任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一日游于池边,见山僧下棋、小娃撑船而作此组诗。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作品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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