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大平正芳人物事迹介绍

智鹏 1172分享

  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有10位外国友人被授予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其中大平正芳获得了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的荣誉称号,下面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人物事迹吧!

  1910年春天,大平正芳出生在日本香川县三丰郡丰滨村一户普通的农家。这个家庭因为要养活6个孩子,日子过得比较拮据。正如大平正芳在回忆录《我的履历书》中所写的,他从记事时起,“总是穿着袖口油光光的衣服和稻草编的草鞋”,每顿饭只有“一汤一小菜”。上中学时,父亲去世,生活变得艰难起来,他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种田,同时还要编织草帽以补贴家用,常常连完成作业的时间都没有。

  农家出身在大平正芳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童年磨砺更铸成了他坚韧、沉稳、讷言的品性。于是,才有了后来政坛上大名鼎鼎的“钝牛”,不擅言辞,却有着“一事既决,宁死不回”的劲头。曾任大平内阁建设大臣的渡边荣一,赞扬他如同“农家的石磨”,形态朴实,质地坚固,行动稳重,“毫无豪华做作之感”……

  大平正芳对中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他对中国文化的熟悉,是从小便被父亲种在心里的。在他的记忆中,父亲虽然“说不上有学历”,但竟也“擅书法,颇通和汉古典”。受父亲影响,大平正芳也就从小擅长书法、熟悉汉文。在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中,他的汉语成绩仅比日语成绩低了2分,是考得最好的科目之一。中学时期,父亲去世,但这种学习并未中断。青年时代的大平正芳阅读了大量汉学著作。也许,除了兴趣,在他心里,汉语也寄托着对父亲的一种怀念吧!

  他似乎对中国古典哲学尤其喜爱,《老子》《庄子》《论语》等都读得很熟。在他留下的书法字帖中,有不少都是深得其中精髓的词句,比如“天道无亲、大巧若拙”“真味是淡、至人是常”……莫不如是。因此,人们常常能感受到他“深沉透彻”的东方哲学气质。田中角荣就曾经评价:“与其说大平是政治家,不如说更像哲学家或宗教家。”“宗教”二字,是指他看待事物以及施政方针中的宽容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精神内核相一致么?更有甚者,他还据此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政治哲学——“椭圆哲学”。他认为矛盾的对立面正如椭圆的两个焦点,应强调它们之间的平衡和制衡,而非一味地对抗。在后来的党派斗争、内政外交中,他都能抓住两个焦点,在两者之间巧妙地斡旋。这套哲学,成为大平正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不吝生命为中日友好架桥

  大平正芳一生中,曾4次踏足中国。在隔着书册,如雾里看花一般观望了多年之后,第一次真正触摸到中国,是在他29岁的那一年。

  1936年,大平正芳从东京商科大学毕业,进入大藏省——那是日本当时主管财政、金融、税收的中央政府机关。3年后,他被派往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兴亚院是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设立的,主要负责制定和执行占领区的对华政策,蒙疆联络部便位于沟通北京和内蒙古的要冲地带——张家口。

  这次“见面”,中国的满目疮痍、贫穷落后让大平正芳既震惊,又失落。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也令他深感厌恶。同时,他还看到了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对于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战时日本对华政策的设计与制定都是十分短视的。可以说,在那时,他已经预见了日本将要战败的结局。

  一别30多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已经成为身居高位的政坛领袖。

  1972年9月,大平正芳作为外务大臣,随田中角荣访华,拉开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如果问当时接触过日本高层政治家的中国人,谁对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贡献最大,大多数人一定会答道:大平正芳。在恢复邦交的谈判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真诚努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当时,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那段历史。田中角荣到达北京当晚,在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一句是:“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听到如此轻描淡写的致歉辞,在战争中饱受伤害的中国人感情上无法接受。在随后的两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都表示对这句话非常不满。双方起了争执。

  眼看这次访问就要无功而返,大平正芳心急如焚,他提出,去长城参观的路上想与姬鹏飞外长同车,再争取一次深谈的机会。

  当时车中情形,担任翻译的周斌在《大平正芳印象》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述。车一发动,大平正芳就发表了一通恳切的长谈:

  “姬部长,我和你同岁,都在为自己的政府不断争论。我们双方首先看重的,都是维护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利益。想来想去,我觉得,现在问题的焦点和要害,在于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坦率地说,我个人是同意贵方观点的。我大学毕业进大藏省工作后,曾受命到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作过社会、经济调查,为期一年十个月。那是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我亲眼所见的战争,明明白白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但是,我现在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立场上说话。考虑到日本当前面临的世界形势,加上又与美国结成的同盟关系,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完全按照中方要求来表述,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这一点如果得不到贵方理解,那我们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田中首相在战争后期也被征兵,到过牡丹江,不久就患病被送进了陆军医院治疗,他没有打过一枪战争便结束了。但他也熟知那场战争,观点同我一样。”

  “虽然不能全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愿意做出最大限度让步。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们是不会来中国的。既然来了,我们就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身生命来干的。如果这次谈判达不成协议,田中和我都难于返回日本。右派会大吵大闹,兴风作浪,党内也会出现反对呼声。田中和我都是下了决心的,这些都请你如实报告周总理。”

  不同于圆滑的外交辞令,大平正芳这段话,句句真诚,惊人的坦率,几乎可以说是“剖心之语”。我读到这段文字时,都不禁为之触动。周斌写道:“大平在诉说上述内容时,看上去眼睛里有泪花。”

  这番表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大平正芳提议的“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这句话,被中方接受,写进了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大平正芳对姬外长说的“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身生命”,并非夸大其词。

  当时,日本政坛派阀林立,斗争不断,首相更迭如家常便饭。大平正芳的表态,让日本的反对派势力极度不满,他们千方百计阻挠各项合作协议的落实,各种攻击谩骂也向他袭来,大平正芳承担着巨大的压力。1974年,他决定再次亲赴北京,进行对合作十分关键的航空协定的谈判。临行前,家里不断接到恐吓信,台湾方面也放出风声,扬言要击落他的专机。无奈之下,大平正芳不得不隐匿行踪,乘坐普通航班绕道香港,总算平安抵达。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当时是抱了殉职之决心的。他曾对一位朋友说,这可能是他们俩最后一次一起旅行,“我预感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杀掉,只有老天有眼,帮我一把,访华谈判才会成功”。走之前,他甚至给妻子留下了遗嘱。

  好一只“钝牛”!好一个“一事既决,宁死不回”!

  这样一位不吝以生命来为中日友好架桥的人,怎能不让两国人民怀念呢?

  几个跳梁小丑,终究挡不住历史的洪流。

  等到大平正芳最后一次来中国时,一切已云开雾散,再没遇到什么阻力。那是在1979年12月,这一次,他是作为日本的首相,来商量如何加强两国多方面的合作。

  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见到了小平同志,并询问起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大平正芳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有着经济学专业的教育背景,又在主管经济领域的政府部门工作了15年之久;在他跻身政界高层之后,还曾经协助池田勇人首相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原本计划在10年内实现的收入翻番,7年内就顺利达成了。

  很多年后,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领导人时,还不止一次地提起这次谈话。

  “自从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重点搞经济建设,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有一分钟没有答复。”

  “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

  “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

  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这次北京会谈之后,大平正芳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西安,以示对中日文化渊源的重视。回想千年前遣唐使走过的道路,他写下了意味深长的四个字——“温故知新”。面对西安民众的鼓掌欢迎,他开心地对妻子开起了玩笑:“应该把选区搬到西安来,不用拼命竞选也能赢了。”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半年时光了。

  大平正芳任首相,仅短短一年半。好不容易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攀登上事业的顶峰,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上天却那么残忍,不肯多给他一些时间。他的心里,应该有很多遗憾吧?大平正芳去逝后,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伊东正义时曾说:“大平正芳先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他去世了,中国人民还会记住他的名字。”

 

  大力推动中日关系发展

  在大平掌权期间,一直大力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他从未疏于反省战争责任,时时不忘引导国内舆论。1978年,经济评论家田中洋之助向他反映,民间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日本如今“反省过了头,对中国过于卑躬屈膝”。大平正芳立刻反驳说:“最近日本的潮流不是进行反省,反而是连必要的反省都还没有做够,没有从加害者的立场和被害者的角度出发,公正地看待日本是加害者和中国是受害者这样的一种日中关系。”

  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西方历史的狭隘经验,美国一直担心中国变得强大之后会搞对外扩张,在当时的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担忧。大平正芳却公开表示:中国的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是不一样的,美国把中国看成和苏联一样具有对外扩张的威胁,值得商榷;面对日本这个给自己造成那样大危害的国家,中国都没有要求赔偿,遑论搞对外扩张了。

  更令人叹服的是,大平正芳仿佛已经以他敏锐的目光看到了未来,不时流露出隐隐担忧:“现在都是友好气氛,好像很热闹,当30年、40年后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一定会有难题发生啊……”

  预言果然应验。只不过,连大平正芳也没有料到的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速度如此之快,而日本又因为房地产泡沫,陷入了长达10年的大萧条时期。两相对比之下,担心自己“区域主导地位”被取代的恐惧开始滋生,对中国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而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的发展,两国也一度摩擦不断。

  日本的政治家一定也意识到了这种失衡,也许想起了大平正芳的预言。近年来,对于他“椭圆哲学”的研究开始流行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觉醒”。每次读到这些,我都忍不住幻想,假如大平正芳在首相的职位上能干得长久一些,推出更多的政策,用他的政治理念影响更多的人,今天的中日关系,会不会更上一层楼?像美化侵略历史、篡改教科书之类的举动,是否就可能不会出现呢?

  当年,为了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日本每年向中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一定金额的无偿援助。第一笔贷款,也是在大平正芳任首相期间落实发放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首笔双边政府间贷款,时间长、利率低、数额大、没有附加条件,对于当时百废待兴、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至关重要的外汇来源。贷款活动直到2008年才结束,持续长达近30年,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

  无偿援助则全部花在了改善民生的一些中小项目上。比如中日友好医院,至今仍是北京著名的三甲医院之一。其中,大平正芳亲自过问、十分关心的一个项目,便是在北京外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的“日语研修中心”,学员们亲切地称之为“大平班”。我的那位长辈去日本进修之前,便在“大平班”学习过日语——难怪他会对大平正芳那么关注,连他曾经爱去的书店都有所耳闻呢!

 

  又回到书店了。我在心中勾勒出的大平,从书店落下第一笔,那就从书店结束最后一笔吧。大平正芳是日本公认的“文人首相”,“政界第一读书家”。他曾在随笔里写道:“无论身边事务有多繁忙,我每周也会有一两次信步去逛逛书店……读书是一种灵魂的食粮,特别是对那些经常俗事缠身的政治家而言,是净化精神、与时俱进和敏锐洞察时世所不可或缺的。”因为爱逛书店这个习惯,还闹出过一场虚惊——某一个周日的午后,警卫突然报告“首相不见了”,引发了一场疯狂寻找,最终发现他正在新书架前,看得津津有味。后来,身边的人都摸出了“门道”——只要首相“失踪”,十之八九是在书店里。

  他的外孙女渡边满子回忆,在她的高中时代,外祖父有时会来家里,走进她的房间,然后静静地看一下书架就回去了。满子说:“我想,他是想通过书架来确认我在思考些什么吧。不知道映入外祖父眼帘的那些书是否合他心意。”她在回忆录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到死为止我还能再读多少本书啊……”这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正月,外祖父嘀咕的话。父亲听到后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就选择了缄默。

  我在心里默默记下“虎之门书房”的名字。下一次,去东京的时候,我想我会到那里的街道徘徊,寻找一场我与书店,与大平,与时光的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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