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回忆系列文章:偷花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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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花儿虽美,但是爱花需取花有道,正如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若然去偷花,那是不可取的。

  偷花贼

  秀萍说:想起在北师大,有个夜晚你非要带我偷花,可爱!喜欢英雄主义的你,但也喜欢偷花贼的你。

  我记得。我在大学四年里果真偷过不少花。每一次回到宿舍,从书包里变魔术似的掏出一枝满是花朵花苞的红月季来,女友们都惊呆了。我不去看她们的表情,也不去听她们的劝导,只顾兴高采烈地取来一个瓶子,灌水,把花插上,望着它花开花落。

  那时候北师大还未产生追求大楼的愿望,校园里仍是古香古色的。古老的主楼前面有两个大花坛,种满了火红的月季。从教四楼下了晚自习,穿过一座攀爬得很高的小月季树篱,潜入暗影中的花坛,趁人不备,选一枝花苞最多最鼓、生命力最饱满的花枝,折下来,小心翼翼地塞进书包里,就像捧着世界上最美的珠宝一样凯旋归去。

  偷花时,我一个人,悄悄儿的,脸不红,心不跳,没有一点思想斗争,只为这花,纯粹为了它,把它带入我的世界。那时我常想,在这样的夜里,它们遇到我,总比没有遇到我要强得多,因为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从灵魂深处滋长出一个念头来,就是要全心全意地去注视它,驯服它。(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读过小王子和他的玫瑰花的故事。)

  再说,我偷花也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癖好。研究生毕业那个暑假之后,我永久地不再偷花了。

  那个暑假,我正苦恼无着,寄居于一位留校读博的好友的宿舍里,每天乔装成在校生,偷偷摸摸地上下楼,心里满是焦虑。又正巧脸上皮肤过敏了,又红又疼不成样子,只好去二炮总医院就医。就在这双重苦难之下,上帝又给了我第三重打击——一个电话打来说,我的童年伙伴刘志远出车祸死了!

  啊,这个噩耗……我的生命无法承受的噩耗呀。往后,我每一想起来,浑身都冰冷了,眼泪就涌上来,心跟着碎了。而那个时刻,听到消息的那一瞬间,我是怎么了,我倒记不真了。我跟自己说,我要冷静下来,冷静下来。

  我坐在同学的床上,却忍不住拨了另一个童年伙伴阿涌的电话(母亲让哥哥姐姐对我隐瞒这一事件),让他详尽地告诉我,车祸怎么啦怎么啦……他的心一样承受着巨痛,多么渴望说出来呀。他一遍又一遍地描述着,凌晨三点多志远怎么骑摩托飞驰,怎么在梵天寺路段与两辆相撞的大卡车追尾,怎么当场死亡,怎么在殡仪馆整容,他和其他的伙伴们怎样去收尸、火化;他的一只鞋呀,还遗留在树篱边,我二哥每次路过那里,看见那只鞋呀就哭;我姐姐事发当天,好像听见志远在跟他说话,过后好几天还老觉得他就在周遭站着,望着她;阿涌他自己呢,他的腿软了,虽然志远家和他家只隔一个小坡,他再也爬不上那个坡了,他再也进不了那个门了……每一个情景,每一个细节,每一点感受,他颠三倒四说了好多遍,每一遍都像那场噩梦在我眼前重演。

  我那灿烂的童年的天空陷落了。我心上总在琢磨着,为什么不让我替他死呢?我宁愿替他去死啊!我的灵魂举着一束洁白的鲜花坐上飞机奔丧去了,人却跟着报社的同事们去了黄花城。在黄花城那一夜,是何等的漫长啊!仿佛我所活过的27年都浓缩在那一片沉甸甸的黑幕里了。

  我坐在旅馆的床上泪落成河,用一整夜给志远写了一篇祭文。第二天,大家都去爬长城了,我独自开路前往一处水秀山清的所在,把那祭文埋在了一株松树下。我心里默祷,千万不要让我活得太久了,我只愿再活十年,即使是十年也还太长……我实在无法忍受这失去童年挚友的创痛。

  那已逝的志远仿佛总在向我挥手,向我挥手告别——是啊,他在向我挥手告别。

  那是三年前,在厦门火车站,他去送我上火车。他帮我和我的两个学弟学妹提着大包小包,沿着铁轨走了很远的路,才找到了车长字条上指定的车厢(那年买不到火车票,是我的好友的父亲托火车车长特批了一个字条)。他把我们安顿好,下了火车,走了几步,转过来一张清俊刚毅的脸,微笑着朝我挥手……

  此后三年,我没有回家。他那挥手的瞬间,宛若一张英雄的黑白艺术照,竟在我的脑海中成了永恒。

  他就像《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像他那样俊美无双,像他那样英勇无敌,像他那样一怒倾城……他的身体中蕴藏着无穷的生命力,可是他也有那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于是他和阿喀琉斯一样,将美好的生命定格在了青春的27岁。

  我敢断定,纵使我遇到了再多的人,我也不能再遇见一个足以和他相媲美的男孩子。可是我不能让他复活,我只好透过泪光写下纪念他的文字。我所写的是生活中的真实镜头,是我所耳闻目睹的生活碎片的总和。从他那短暂的一生,我明白了,人的生命力,人的尊严,人穷尽一切心力要和自己对抗或和解,这使人成其为人,甚至成其为人上人。这是志远走过的和未走完的路,我谨以此文来纪念他。

  可是,再怎么怀念与纪念,逝者长已矣,生者徒伤悲。只要我一回想到童年,只要我们童年伙伴们一碰头,就想起他来。于是众人又各自腮边堕泪,连望见他的家都不忍,更不必说遇见他的妈妈和姐姐了。

  他的两个姐姐,碧儿和萍儿,都是村里的大美人儿。他的妈妈是当年下乡的知青,个子高挑,仙女临凡一般,颇有姿色,不知出于怎样的爱情纠葛,留在了农村,生了姐弟三个。我们常听她说,“感情就是互相欠债”,想必她一定走过了坎坷的情感之路。

  志远就在他母亲浓烈的爱中长大了。真戏剧,他母亲也如同女神忒提斯,恨不能提着小儿子的脚踝去浸冥河之水,她对他真切的爱,我们都是熟知的。

  志远却天生暴躁。我家和他家,当初的两座老房子是相连的,我家天井中种着几盆山茶花,都是我的心爱之物。我们一群伙伴玩着玩着吵了嘴,志远和萍儿就气呼呼地回了家。可是一转眼,我的天哪,我那心肝宝贝山茶花呀,不知什么时候已被志远拿细竹枝打得七零八落。

  我们一起到山谷中的大水潭游泳。每人拿一只化肥塑料袋,吹得鼓鼓的,抱着当救生圈。碧儿和圆圆是大女孩,穿着衣服游泳,做我们的救生员;我们一群小男孩小女孩则脱光了衣服,把它们丢到岩石上,全光溜溜地水里钻来钻去。从水里出来,还要站到阳光底下晒晒干,然后穿上衣服跑回家,庆幸没有被大人们发现。

  我们一起上山放牛。把牛一放就不管了,人在山谷里玩,或者讲鬼故事,或者下棋打牌,或者竟去寻找那些被盗过的墓,看看棺材洞里还剩下了什么,看看被推倒的墓碑上刻着什么字,看看哪里有野果子吃。等天黑了,玩够了,该回家了,才惊慌地发现,牛儿早不见了踪影。阿碰年龄大,有经验,多半能猜出牛从哪儿下山偷吃庄稼去了;志远个子很高,身手敏捷,每次牛跑丢了,他就在群山中开拓前进,东奔西突,总能把目标找出来。

  我们一起去山里捡柴。萍儿和志远总是能发现干枯的老树桩,用柴刀劈下来,很快就装满了一筐,大获全胜得意极了;我和姐姐还在松树下拿耙子耙落叶(那是不经烧的)。我们都喜欢拿石子朝松树上扔,好把那些干松果砸下来。有一回,雪玉突发奇想,丢下手中的石头说“我用摇的!”,便奔过去抱住一棵结了许多松果的半大松树,狠命地晃起来。谁知那枝杈上不知什么时候卡了个石子,这一摇解脱了那个倒霉蛋,它快乐地往下跳,正中雪玉的头顶,砸出了一个洞,鲜血直流。我们全吓坏了,雪玉捂着头,拼命地奔下山去,我们一伙人在后面怎么追也追不上。

  我们一起去渠道岸上走“独木桥”。汀溪水库有条渠道流经邱厝,路过我们家门前,开闸泄洪的时候,渠道水很满,在一处渡桥路段水流湍急,因为那里河道很窄,靠田一岸是用石头砌成的一堵只有二三十厘米厚的墙,那墙大约有两层楼高,站上去往两边看,一面是水,一面是深渊底下的沼泽地。志远说,我们从这一小溜岸上走过去,只有胆小鬼才不敢。结果,一群孩子们都排着队上了那条窄窄的岸。志远、阿碰、阿涌、雪玉他们都一溜烟儿地跑过那条大约五十米长的石岸,在那头招呼我们快点,我跟姐姐两个慢吞吞地移动着,心里十五个吊桶般七上八下。好容易挪到了一半,往前走不是往后退不行,只好像婴儿那样四脚着地爬出了困境。

  我们还一起举着蜡烛到水漫脚踝、栖息着成群蝙蝠的洞穴里探险。到渠道里筑坝泼水,捕鱼捞虾。每次渠道水位浅至膝盖以下,我们就在里面围出一块块水田,用盆和桶把水舀干,然后轻而易举地收拾那些乱蹦乱跳的鱼和虾,捡沙螺和田螺。有一次,我挖出一大坨泥巴,以为挖到了什么宝贝,谁知里面却慢腾腾探出一条水蛇来!

  我们到军营剧院的排水道里摸着十足的黑,从这个洞口钻进去,从那个洞口爬出来。那些洞很窄,也就容一个孩子匍匐前进,在里面只能像蚯蚓一样,用上半身向前蠕动的劲儿来带动全身。我一忍不住抬头,黑暗中就伸出一块棱角尖锐的石头,在我的右眼角上留下了一个疤。

  我们趴在一处大石壁上倾听,石穴里传来急促低沉的喘气声,一声比一声令人毛骨悚然,我们还一个个轮着去听那愤怒的警告声,只觉得莫名其妙,里面难道有人?却不知道那是坐拥此壁的眼镜蛇在向我们示威啊!

  我们的家离小学很远,步行至少半个小时。我和姐姐总是睡得很沉很沉,就是在窗外杀猪也听不见。那时志远家已经建了新房子,搬到对面山坡上去了。每天早上七点出头,他们姐弟俩保准站在村口那座小桥上大声喊叫我和姐姐的名字。我们俩才速速起床,三下五下应付了事,抓起书包跟上团队走了。

  走在路上,我们又忍不住聊天说笑,说昨夜做的梦,说听来的事,有时也争论不休。有一次讨论“所有格”,那时搞不懂这个概念。有个孩子说:“我的老师说了,……”志远就顽固地争执起来:“老师才不是你的呢,还说‘我的我的’,老师难道是你家的?……”我们一下子困惑了,好长时间不敢说“我的老师”。有时学唱歌仔戏,一路上唱唱舞舞,好好的总搞得要迟到。于是,我们排成一行,手拉手跑起来,像潮水一样往前涌去。快了么?我跟姐姐跑不动,志远姐弟俩跑得很快,只好先拉着几个跑到前头放着,再回来拉我们俩。

  遇到下雨天,我们一个个头上披着一件化肥袋剪开一道缝形成的简易雨衣,半淋着雨,连书包也护不干,却仍然欢歌笑语地前进,两只赤脚还专门去蹚路边的水沟,哗——哗——哗,像一支雨中行军的坚强部队,煞是气派。

  放学回家,我们穿过军营,一定得偷水果、偷花。那时候全村安置了一个师的军队,军民亲如一家,军界是开放的,我们出了教室,往学校厕所后面的斜坡上一溜,就进军营了。在里面弯弯绕绕,那里真是个果园,一年四季总是出产各种各样的水果,龙眼和荔枝不说,还有芒果和人参果,最丰富的是菠萝蜜和枇杷。有时候我们肚子饿了,志远姐弟就爬到树上,摘一个软了的大菠萝蜜下来,大伙儿就在树下用手掰开,手抓着果肉就往嘴里塞。那菠萝蜜的果肉出奇的黏,吃完后,两手粘上了一层黄色的泥,怎么洗也洗不掉,用沙子搓也搓不去,简直不能要了。又怕大人看穿我们在路上玩耍,只好掏出小刀来刮,几次刮破了手指也记不清了。

  偷枇杷比较难。因为枇杷树矮小,通常种在部队排房的门口,很容易被发现。有些官兵是不哼声的,有些就爱大呼小叫,吓唬我们。于是,还由志远姐弟上树去摘,我和姐姐在树下捡,其他人放哨。一有突发状况,树上的人立即跳下来,我们便满载着战利品逃了。

  有时候,我们并不偷水果吃,而是一群孩子站到军官食堂门口,胆大的就嚷:“肚子饿了!”于是,就有好心的长官端一盘白馒头来给我们吃。

  我们出生在贫困年代,可是我们的肚子并没有被饿过,因为在军营里可以找到吃的。吃,于我们而言,只是一个游戏。而偷花,才真正激发了我们对美的知觉。

  军营里除了满是果树之外,还养了很多花。白玉兰,山茶花,含笑花,桂花,三角梅,迎春花……一年四季芳菲不尽。我们小学有几个下乡来的城市教师,她们热爱玉兰花,我们就常常上树去摘,用竹竿加钩子去够,只要刚刚开放的,完美无瑕的。再用玉兰树的叶子做成一个扁扁的盒子,然后把小小巧巧的玉兰花一朵朵码整齐,闻一下,沁人心脾呀!我们把这些花盒子送给老师,她们总是视如珍宝。

  军营里还有个专门的花圃,培育着形形色色的花苗。我们中没有一个不爱花的,每每见到枝头上的鲜花,不采一枝把玩把玩才怪呢。“偷花贼”就是这么养成的。有一次,我们甚至想偷花苗,还被追个没命地逃呢。

  诸如此类的趣事儿,如同满天星斗,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那一段光彩夺目的童年时光,探险的刺激,逢凶化吉的喜悦,成了我的生命之源。日后回想,我们早已忘却了那时物质上的匮乏与劳作的辛苦,只记得那时全情投入的玩耍,玩耍的欢乐与心灵的满足。

  后来,这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渐渐地散了。我因入学晚了一年,又赶上了小学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于是与志远同龄却比他低了两级。他上初三的时候,我上初一。我们要骑自行车上坡下坡一百多,路过同安六中,路过同安一中,路过梵天寺,才到十二中。我没有自行车,在学校寄宿,但周一早晨去周末放学回,总是由志远驮我上下学。那时是什么样的路况呀,到处崎岖不平,遇到下雨,路上坑坑洼洼的,呈现出一个个小水潭,他就像骆驼祥子那样拼着命,奋力踩着脚蹬,一心只要前进、前进。

  有一次,上学半路上,他的后车胎被扎破了,只剩下一个大铁环碾过路面,一辆老式旧自行车驮我们两个,真太为难他了。可是他踩不动了,还竭尽全力地踩呀,踩呀。我心何忍?可是他绝不会把我丢在半路上的。他不是那么关心学业的学生,可是他怕我迟到,我是三好学生,他是不会让我迟到的。他让我坐在车梁上,力靠前轮带我抵达学校。果然没有迟到!

  又有一次,在同安六中门前那个可怕的大陡坡上,他的车闸失灵了,从坡顶发疯似的往下冲刺——天哪,我好像坐上了海盗船,天地都旋转了。这时,半坡上右侧路口突然冒出一辆面包车来,志远大概也吓得魂都飞了,猛地拐向路旁的一堆沙石,前轮倏地嵌进了沙石堆里,那车恰好与我俩擦肩而过。那一回,我俩差点儿上了西天。他用力拔出车来,什么也没说,继续带着我上路。

  学校的同学们见他总驮我,就起了许多闲言碎语。他一句话也没说,就那样送我上下学一年。他毕业后,这人力车夫就由阿涌担当了,直到后来我有了自行车。想起那些路上的艰辛,风来雨来,危险丛生,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假如志远还在,哪怕他是一个懒惰鬼,哪怕他是个流氓、恶棍,我也都接纳他、珍爱他。

  前几天读到有人研究三毛的死因,说她为情而死根本靠不住,因为荷西去世之后,她又交了几个男朋友,十分动心的也有,可见,她的感情生活从不贫乏,不能排除她死于谋杀的可能。我们不讨论她怎么死的,但一个人说她有了新的生活,就会忘却心中的创痛,那是完全触摸不到她的心灵的一类人。

  童年,我们的生命之泉。志远于我,于我们其他伙伴而言,是我们童年时光中一枚闪亮的星。这颗星陨落了,我们的天空因而黯淡了许多,甚至我们再也没有勇气抬头去看那片星空。偷花贼,也因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偷花了。

  作者:叶梅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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