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的历史故事

由华燕供稿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反清事业,自诩“洪秀全第二”。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关于孙中山的历史故事,一起来看看吧!

关于孙中山的历史故事

  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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