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闻一多的爱国事迹

木青供稿

  闻一多是近代诗人、学者。但同时也是一名爱国人士,下面我们来看看闻一多的爱国事迹。

  爱国无罪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犹如晴空霹雳。五月四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强烈的反差撞击了青年人的心灵,顿然迸发起他们的爱国激情,这种爱国激情在青年闻一多身上也有反映。

  一九一七年,胶州湾收复,青岛德国守军被缴械,其中部分军官关押在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清华园正西一带。这情景使闻一多所在的清华学校学生们兴奋异常,有人甚至产生了参战报国的念头。据吴泽霖回忆:他们曾秘密地参加了译员招考,其中第一批刘沛漳、张邦永两人顺利出国,第二批吴泽霖、钱宗堡、方来、葛鼎祥四人也抵达威海卫候船赴欧,而闻一多则是第三批译员的组织者。

  但是,事情这时泄露了,管理学生的斋务处开除刘沛漳、张邦永学籍的同时,还要给吴泽霖等以记大过。按理说,同属筹划者的闻一多要想避免处分,唯有闭口不语。可是,他非旦没有沉默,反而理直气壮地为吴泽霖等辩护道:“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他们一起去斋务处抗争,并威胁说要向清华董事会申诉,经过努力,终于争取到从轻发落。

  闻一多在五四运动前的这些思想活动,虽然属于个体行为,但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却不乏典型性。换句话说,人们正是因为企图通过参战来改变国家虚弱地位的幻想过于浓厚,方对巴黎和会产生了过高的期望;也正是因为这种期望值过高,所以当它崩溃时而导致的社会震荡才尤为强烈。

  以笔为刀

  大规模的运动历来就是新生政治家的摇篮,许多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后来亦成为中国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不过,闻一多虽然在这潮流里当然也”大露头角”,“却不是公开的领袖”。梁实秋说,清华最初的学生领袖是当年即将毕业留美的陈长桐,继之者是与闻一多同级的罗隆基,至于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

  梁实秋所言甚确,闻一多的爱国激情往往不是表现在外形上,而是更深刻地埋藏在内心中和凝结在行动上。这从五月十七日他给父母亲的一封长信中就表现的格外鲜明。当时,闻一多接连接到闻家骥、闻家騄两位哥哥来信说父亲希望他回乡度假。封闭在乡下的父亲无法了解北京的真相,出于对爱子的担心,要求他暑假返乡。然而,对于父亲的这次催促,他却没有答应。他说:虽然一年没有回乡省亲了,远客思家,人之情也,可是“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

  家信最容易流露真挚的感情,闻一多在信中围绕回乡还是留校、尽孝还是尽忠所坦露出的情怀,可以说是五四青年最突出的时代特征。二十五年后闻一多依然说:“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这句话,真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五四青年的感情世界。

  这个时期,闻一多还翻译了英人莫尔斯(Hosea B. Morse)的《台湾一月记》。该文作者是在台湾做茶叶生意的商人,他将自己目睹与耳闻记录了下来,而这些记录所反应的情绪,又为五四反帝爱国斗争提供了史录性质的材料,这大概就是闻一多之所以翻译此文的动机吧。通过译文,人们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通过译文,人们看到了台湾人民对清政府的忿懑;通过译文,人们看到了台湾人民的奋起反抗。可见,闻一多是借托莫尔斯的文章倾诉那个时代的青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慨和对中国封建统治集团的不满,其爱国主义情怀跃然纸上。

  五四时期的闻一多是以青年人的方式进行思考与融入的,关于这场运动的意义当时还没来得及总结,倒是随着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运动似乎便告一段落,给人以“虎头蛇尾”的感觉。然而,这绝不会掩盖五四运动对一代青年的深刻影响。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任意摆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