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历史课堂演讲爱国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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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就是自己的国家。简单来说,祖国是祖先开辟的生存之地,人们崇拜、爱惜和捍卫这片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土地。人们对祖国的感情包括了对国家主权、大好河山、灿烂文化以及骨肉同胞的感情。接下来小编给大家分享几篇关,于爱国的故事吧。

  因为我是中国人

  刘源张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早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1956年秋回国,应钱学森教授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的岁月里,他被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入狱8年。1979年他重访日本,几位日本同学早已听说他回国后的遭遇,便再三劝他留在国外工作,并表示愿意帮忙。

  他摇摇头,坚决地说:“不,我是个中国人!当初我回去,是因为我的祖国解放了,知识分子有了用武之地。现在,我的祖国要搞现代化建设,在国内我又有用武之地了。如果现在留在海外,那我当初又何必回国呢?”

  他有一颗爱国之心

  少年王尚茂全家在泰国曼谷,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教师,爷爷开了一个花生油厂。他是个独生子,家里人都很喜爱他,每天上学、放学,都用小汽车送接。

  虽然王尚茂的物质生活很优越,但他的心里,却深深感受到“海外孤儿” 的屈辱和痛苦。新中国诞生了,他决定回到祖国。那时帝国主义对我国封锁禁运,回国是很不容易的。

  1952年7月23日清晨,他瞒着爸爸、妈妈,说是到海滨去旅行,却悄悄钻进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一上船,他就藏在船舱底下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他在那里整整呆了七天七夜,几次昏了过去。到了香港,他又藏进另一艘轮船大锅炉的隔壁,忍受着摄氏六十度高温的熬煎。接着,他又藏进堆满几千包大米的货舱缝隙里。经过种种艰难困苦,他终于回到了祖国。那时,他才14岁。

  重金难动爱国心

  1980年4月,《株洲日报》文艺编辑黄俊,带着爱人和孩子到泰国去探望阔别40余年的父母和亲友们。父亲在泰国曼谷经商,有一定的资本。父子久别重逢,十分高兴。父亲说:“俊儿,你是我长子,这笔财产就要交给你了,你就到这里定居,好吗?”

  又住了几天,曼谷某剧团的导演找到黄俊,很想挽留他在剧团工作,并应许给他每月一万二千铢的工资(万铢,泰币,当时约合人民币760元)。与此同时,泰国《新中原报》社长、总编辑也请他到该报社当文艺编辑,保证给予优厚待遇,每月所得比国内多几倍。

  黄俊心里不平静了,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眼前:父亲自1941年被迫到泰国之后,家境十分贫苦。解放后,党和政府送他读大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参加工作后,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些年,家里收入低,连续十年,每年组织上都给予困难补助。他越想心里越亮堂了。父亲年老是需人照顾,父亲的家产是需人继承。但这些事情与祖国的大业相比,终究是次要的。我是党和祖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怎能离开祖国呢?

  黄俊很快下了决心,耐心说服了父亲和其他亲人,带着爱人和孩子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地方。

  一心报效祖国

  著名遗传育种专家邓景扬,原是在法国和瑞士经商的华侨,不惜半路出家,放弃经商,改学自然科学。

  1952年,他以一个旁听生资格,入日内瓦大学,开始学习自然科学。他已是30多岁的人了,年纪大,学习中困难重重,但是报国之心鞭策他,深夜攻读中几次晕倒,他也无怨无悔。1959年他荣获了该校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先后发表了5篇科学论文,他提出的“营养物质与开花物质相互制约”的新观点,被国际上称为“邓氏理论”,经常在国际书刋中被引用。

  邓景扬学成之后准备回国。他的导师、日内瓦大学科学院院长苏达教授闻讯后极力挽留,他反复解释:“新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很需要人材。我是中国人,一定要回国效力。”导师深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工作条件,于1960年春,携带着种子和仪器,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烹饪新星爱国记

  1980年1月,苏州菜馆的詹钦标接受祖国的委托,作为某工程安装组的厨师,来到纽约。

  1月10日中午,工程组设宴招待参加开工典礼的美国各界知名人士。詹钦标为客人做了色彩鲜艳、形态各异、别有风味的苏州名菜,美国客人品尝以后赞不绝口。詹钦标的做菜技艺,一下子轰动了整个纽约,他被媒体称为“烹饪新星” 。

  纽约市市长想留詹钦标为私人厨师,并答应让他在别墅里挑最好的房间住,把家属、孩子都接到美国来。有的老板许诺:“如果你肯留下来,我除包你的伙食外,再出三千美金的月薪。”有的老板答应:“你留在我这里,我可以出钱以你的名义开一家菜馆。”

  他这次出国只有一个念头: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以出色的工作为工程的胜利完成做出贡献,为祖国争得荣誉。对出于好意的聘请,他有礼貌地谢绝了;对于那些老板的重金收买,他丝毫不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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