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朝繁华的商业贸易
元朝盛世统治者重农，措施极详，且又重视至极，但不抑商，他们并不以抑商这一中原历代王朝传统政策来指导自己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抑商不是元王朝的经济国策。
元朝繁华的商业贸易
元朝盛世统治者重农，措施极详，且又重视至极，但不抑商，他们并不以抑商这一中原历代王朝传统政策来指导自己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抑商不是元王朝的经济国策。对此，古代史书明确记录。著名元史专家李干先生言： 元代的商业极为繁荣。 另一元史专家邱树森先生说： 元朝时，国内和国外贸易是很发达的。 两位先生之语并非妄言。生活于元代的许多文人吟诗作赋，描绘其时商业之盛，有的已成为传世佳作。这些诗赋虽为文学作品，但与其时实际商业经济生活紧密相联，并以此为基础而创作。前引《大都赋》把元时大都商业繁盛景观淋漓尽致地录于笔下就是一个例证。其时大都商业完全像一些史家所云： 憧憧十一门，车马如烟云.大都商业，可以说是全国商业繁荣情况的一个缩影。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除对大都商业发展状况有大量记载外，对全国其他地区商业发展状况作了记述，可以说元时全国商业的盛景尽收其笔下。前述元朝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其时商业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元朝商业有全方位的发展，与元朝盛世帝王统一南北东西、雄视八表、结束长期纷乱的割据战争，使农业、牧业、手工业在大范围和平环境中恢复稳定、发展迈进有重要联系。当然，也是在前代工商业、国际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时、欧、亚、非诸国诸民族商人接踵来华，在元朝各著名工商业大都会中珍奇汇萃、商贾云集。其时，中国南北东西都形成了商业发达区。在元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为数众多、遍及城乡的中小商人功不可没。他们开店坐肆、跋涉贩运。他们的足迹留于大江南北之区、边疆偏僻之域、沿海港口岛屿。应该说，他们是元朝商业的主要经营者。元代商业交通网络的发达、商业市场的增多、中小商业经营者的增多，使其时人们的商业意识较前代更为浓厚。戏曲创作在元代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元曲在祖国文学史册中与唐诗、宋词并列。而在元曲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其时商业生活的反映。其中有些著名传世曲作，不仅题目明确反映商业、货币问题，而且内容情节的编排也通篇体现商业生活。可见，元时曲作家中也有一些人开始有了较浓厚的商业意识。元曲作家中都具有如此浓厚的商业意识，那么一般中小商人和与商业经常发生关系的百姓们更是可想而知。
元代的商业，首先应该涉及商品生产。元代商品生产有显著的发展。
并且这种发展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的商业政策具体内容相联系。关于元时统治者的商业政策，据《元史?食货志》、《元典章》及其他众多史籍加以概括，主要有以下数种：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
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众多的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开始商品化。在元代，有不少土地所有者不是把土地用于封建剥削，而是利用土地进行商业性的土地经营，开展商品生产。于是大量的棉、麻、丝、茶、糖、粮食等产品被投入市场。就粮食市场而言，不仅在发达的内地，而且在偏远的漠北草原城市和林等地也出现了粮食市场。由于农业的发展，以及某些对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经济作物种植区的出现，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其时，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依赖商品粮食的供给。江浙两淮地区，仓箱累万千 ， 岁计仍余羡，牙商许贸迁。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围田》)。经过商贾将米粮贩运至缺粮地区，稻米和面粉都有出售。北方粮食供应依靠南方，每年由大运河或海道转运粮食，其中除潜粮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商品粮。据史籍记载人烟已达百万的大都城市民，其食粮依靠粮食市场。据这一些文献记载，输入市场的粮食多寡与市场粮价波动紧密相联。《通制条格》卷二七《拘滞车船》说 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 ，这正反映了上述情况。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南宋无此事。汉唐、辽金、北宋条件不具(无元时那样规模的海运线)，虽有需要也达不到大的规模。而元朝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上都、和林等北方边疆大城的居民食粮，除了依靠本地屯田区所产解决一部分外，还要靠南方商品粮的输入来补充解决。在元代粮食市场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左右市场的大米商。他们垄断粮市价格，势力之大，取利之丰，虽前代范蠡、白圭、子贡、刁间等不及。如《鄞县志》卷三一《人物传》言，有一个大米商 使人贾泉州，得米盈巨舰，米商随而至者六十余艘，价腾踊，故损其值，群商恨之.一个大米商能垄断整个米市，并任意规定米价，足见其时粮食市场竞争之激烈。元时曾负责海运南粮工作的要官朱，是江南首富，《辍耕录》卷五《朱张》记载：他们朱、张两家门庭盛时 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他们既然是经营粮运起家的暴发户，其众多的私仓中应多储粮之仓。而这些屯积之粮，正是他们垄断粮食市场价格取利的重要条件。应该说朱、张二人是元季最大的垄断粮市价格的大米商。一般的中小米商在粮食市场上是竞争不过他们的。在元代，粮食转化为商品，并不仅只有直接投入市场转售一途，它还通过酿酒业实现。从历史记载看，其时商品粮除供给城市居民直接消费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酿酒，进而使之转化为饮料类型商品。元朝统治者太祖成吉思汗向来反对饮酒，主张少饮酒，甚至主张不许饮酒，认为饮酒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其子孙中的帝王人物多数人反对酿酒，从元各帝王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断出现的禁酒令、禁酿酒令。但仍未能转变元时盛行的各族官民饮酒风气。依据古代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族)饮食风俗学史料，其时蒙古人饮酒的种类首重马奶酒，葡萄酒次之，用粮食酿造的酒又次之。前两者的原料为奶和水果，与粮食无关。据此估测，元时由粮食转化而来的酒类商品主要在汉族地区消费。汉人集中的中原地区地域广阔、人烟稠密，粮食酒的需求量大。这一情况使元时相当一部分粮食以酿酒的渠道变成了商品。小说《水浒传》言景阳冈下酒店中出售好酒，一般消费者喝的数近三大碗，至于武松那样身强力壮的豪饮之客一次就饮十几大碗。元距宋年代不远。《水浒》虽为文学作品，却于此透露了宋元之季汉族百姓的一般和特殊酒量的信息，量大已无疑。由此又可知元代中原粮食由酿酒之途转化为商品的量实在是惊人的。宋元之际的人入餐馆饮酒最喜欢以牛肉为下酒菜，每次食用之量往往以数斤论。而中原有上等肉质的菜中多以粮食喂养。
中原宋元时代餐馆牛肉销售之量又如此之巨，由此还可知其时粮食从餐馆用菜牛肉的形式转化为商品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从众多的正史与野史的资料看，酿酒业于元代已变成了规模超越前代的独立手工业。以至专记成吉思汗 黄金家族 事迹的帝王活动实录文稿都一再记录与此业相关联的事情。据元代汉族文人个人文集记载，元大都汗八里城， 列肆数百，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 (《牧庵集》卷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史家估算，大都于此，一年约需粮食1200多万石。应该说这些粮食都属于进入粮食市场的粮食。元代少数民族人物马扎尔台开酒业于大都东侧通州，其 糟房，日至万石 (《庚申外史》下)。真定一路仅仅在城镇中的糟房，每日 蒸汤二百余石，一月计六千余石 (《秋涧文集》卷九十《禁酿酒》)。毫无疑问，元代酿酒业的兴盛在一定范围内明显地促进了其时粮食生产商品化的进程。元代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不只表现在粮食市场的发展和与粮食相关的酿酒业的兴盛，而且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在元代，竹木业、菜园果园业、纺织业以及与纺织业相关的染料作物种植业中的商品生产均有长足发展。茶叶种植业、桑棉种植业的商品生产也引人瞩目。至于景德镇瓷器、松江棉布、杭州丝织品、福建荔枝生产的商品化更为突出，名播中外。从上述情况中可以隐约窥见，元代商品生产在某些方面相当发达，元代一些地区的自然经济已开始被商品经济逐渐破坏。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交换的发展，也使元朝的商品经济出现更兴盛的局面。元代的豪门权势之家生活奢侈，对各种土特产品的需要也更多，这种情况也刺激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人于元代贩卖奢侈品获得的利润也较高。元代统治者的鼓励商品生产的政策，使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善于经纪、积资巨万的大商人。
他们 从计然之术，研得其精，出入于大区广陵市中，家童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贸迁络绎、资用丰沛 (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三，《巽溪翁墓志铭》)。其时水陆商道，车马拥挤，舟帆鼓进，商市繁盛。元代商人之众、商人活动规模之巨、商人获利之丰和商人经营谋略之奇多都超过前代。太史公于《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那些名商大贾，有许多与元时商人相比自然逊色。商税总量多寡往往能说明一个朝代的商业兴衰情况。据史书记录，元代商税总额天历间达到76万余锭之巨(7600余万贯)。元政府实现大一统局面后，由于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无阻，经商者与日俱增， 舍本农，趋商贾(《农桑辑要》卷一，《先贤务农》)的风气颇盛。
于是，其时除了色目大商人外，还出现了一大批汉族民间大商人。其中一些人富超王侯。尤其是从事食盐买卖的，当时出现了一批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当然，这些大盐商中不乏勒索百姓、谋取暴利者)。诗作《盐商行》曾形象地描绘当时盐商富豪们的情况：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盐商本是贼家子，独与王侯捋富豪。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幄。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大艘镇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 (杨维祯：《盐商行》，《铁崖古乐府》)。在元代商业发展过程中虽然不乏民间大商人为非作歹的事例，而且其程度有的并不亚于官府大商人。但从总体上看，民间商人的商业活动对沟通全国的物资交流、贸易发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元代商业之盛不只表现于国内贸易领域。在元代，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
其时对外贸易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欧各国大规模开展。在灭南宋以前，陆道贸易是主要的。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络绎不绝，通向中亚、西亚、黑海北岸。元时丝绸之路，从今甘肃敦煌沿天山南北路往西延伸。又增加了经里海以北抵达黑海北岸的钦差道。但波斯道依旧重要。伯颜元帅灭南宋后，海道贸易逐渐在元代对外贸易中占据主要位置。原因在于海道贸易地域更广，运载货物更多，来往更便捷。还由于后来陆上交通又不时被北方、西北方诸王叛乱的军事斗争阻碍。史家公认，宋代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唐。不过，宋季海外贸易比起元朝又逊色得多。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56个，而于元代达到了140多个。元廷对海外贸易是采取积极支持和鼓励政策的。元代有众多的海外贸易港口，有远比宋朝细密的海外管理规章，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这种情况集中体现了元廷对外开放的经济国策的进步性。在元代，除政府和一般民间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外，还有色目商人、官僚私家、寺观僧道的对外贸易活动。在元代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出口的物资颇多，深受外商欢迎。其时，中国商人与外商交易，一般都是平等的。元代的海外贸易，对加强元朝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元朝自身经济的发展，增进我国和亚非欧诸洲各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介绍元代商业的发展，不能忽略少数民族作出的贡献。元之前各朝，对中国商业的发展各少数民族都有过多方面的贡献，也有杰出的人物载于史册。秦时乌氏倮就是西方少数民族闻名中外的大商人，是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的先驱。他的商业活动促进了国内农牧业的交流以及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商业交往。但从总体上看，元之前此类史料较少，此类杰出人物也凤毛麟角。至元代，上述情况明显改观。元代少数民族中大商业家不乏其人，有的积资万千，富甲天下，而且又能施展种种变化多端的经商谋略。他们在元代名声显赫，对当时商业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其中回族的贡献最显著。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 回回 一词，远在北宋时典籍中已出现。从元到明代， 回回 逐渐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元代，回族中有许多贵族、学者、官宦、商人活跃于当时社会各个领域。回族商业相当发达，元代可谓回族商家群星灿烂的时代。元代城市中的回族商人人数众多、生活富裕。当然，其中也不乏通过商业活动侵夺、欺诈百姓的人。元代回族商人，主要活动于北京、杭州、泉州、昆明、兴元、甘州、凉州、广州、和林、上都等众多的城市。
这种情况，可以从许多历史典籍记录中得到印证。
例如， 中统四年(1263年)左右，在元燕京的回回共有二千九百五十三户，其中' 多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毫差役'①。可见，元代燕京的回族商人数目不少，而颇有经济势力，相当活跃，而且还有侵夺民利的劣行。除大都外，其他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城市里，回族商人的活动也很活跃。伊本?贝图在当时游历中国后说： 中国各城市中，都有伊斯兰教徒居住区，筑有清真寺，作为礼拜之用 ①。在这些伊斯兰教徒中有不少人就是回回商人。类似情况在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均有生动描绘和记载。总之，历史资料说明，在今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内蒙等地都有回族商人活动。广州、泉州、杭州、宁波、扬州尤为集中。历史资料又证明，元代城市里的回族商人，不但人数众多、经营活跃、生活富足，而且彼此间的往来也很密切。在元代，杭州荐桥旁边的八间楼是回族商人聚居之所。杭州的聚景园(在杭州清波门外)是回回人丛冢的所在地。元时杭州城里回族商人多，对此各类史书都有记述。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言杭州城中回民有几千户，并有西域式的市场。广州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对外贸易港口，这里的船舶出虎门远航世界各地。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自己的海船在这里停泊，一派 万舶集奇货(吴师道：《送王正善提举广东市舶司》，《吴礼部集》卷三)的景象。广州也是元代回族商人聚居之地。明人何乔远《闽书》言， 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 ②。蒲庚是元时有名的回族富商。他的祖先由阿拉伯东迁，曾是占城(今越南地方)的贵人，后来又成为广、泉二州的大富商。泉州是元代最大港口之一。这里的镇南门处， 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 (《泉州府志》卷一一，《城池》)。 番货、远物、异宝、奇货之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其中有不少人是回回富商。如有名叫佛莲者，是蒲氏之婿，史书称他是西番回回，其家甚富， 凡发海舶八十艘，……(有)珍珠一百三十石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
其富有之规模几乎接近元朝主管海上粮运大官朱清、张瑄两大豪门，家藏之珠过百石，经商所用之舟近十艘，称之为豪富不算过分。在元代南方回族商人中，多数人是香料经营世家。其中许多家自唐、宋以来就专营此项买卖。
《回族商业史》的作者赖存理对元代回族商人活动情况的介绍很详细，其中尤侧重对云南回族商人活动的介绍。在元时，中国西南云南行省回民很多，其中昆明更多。昆明，有押金大城之称。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称此城居民尽是回教徒。该城有清真寺两所。一在城南门内，一在鱼市街。另外于东门外又有街，称金牛街，此处是回回商人聚居之处。《史集》作者言昆明居民尽是回教徒，可能言过其实，但此城回族居民多是肯定的。除此之外在兴元(今银川)有安集延回回2000户，在镇江有回回300多户。马可?波罗旅行到甘肃甘州、凉州，之后又到兴元、宣化府时，沿途也遇见过不少回民。
他还从天德军(今呼和浩特) 东向骑行七日，……见有城堡不少，居民崇拜摩阿末(穆罕默德)，以工、商为业 (《马可?波罗行记》)。我们还从众多的介绍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的古今著作中得知，该城有 两个市区，一为回回市区……，(有)两座清真寺 ，在这里有许多回回商人从事贸易([法]卢布鲁克《东方诸国旅行记》)。上述材料足见，在元帝国的北方、西北方也有很多回族人在进行商业活动。
在元代回族商人中有不少人位尊势重。元时回族商人活动范围极广阔。
他们当中的大贾巨商 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许有壬：《至正集》卷五十三，《碑志》十)。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元朝统治者马上夺天下时，兵锋最先向西北，而西域最先内附，内附者中回族人居多，之后又曾多任回族商人理财相关。于是，元时回族商人队伍中出现一批以高官身份经商和依靠政府经商的人。这又使回族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某种畸形发展的现象。因此，一些回族大商人依仗权势称霸于元代市场、商道，甚至敢于在直属于皇帝或皇太子的枢密院的军事交通机构驿站中欺凌工作人员。以上是言元代回族商业活动中表现的若干弊端。但从总体上看，回族商人的活动，在元代起到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他们更为元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独特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