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摒弃探讨的心情写作

　　编者按：《文明城市摒弃“社会摒弃”》这篇文章讲述了作者对于“社会摒弃”的理解，更进一步写出了对于城市文明的发展，不妨来看看吧。

　　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于1986年最早推出政府实事，迄今已有33个年头了。虽说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但每年办实事的承诺始终没有间断;每年所办的实事项目内容有所变化，但实事前面所冠的限制性定语——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始终没有改变。

　　日前，2018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公布，共有10方面31件。今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有一个亮点，即更加注重慰老、爱幼、扶弱，解决特殊困难人群最迫切的民生难题，加大公共服务供给，重点向郊区和薄弱地区倾斜，提升居民生活环境和居住品质。无论是“向郊区和薄弱地区倾斜”，还是“注重慰劳、爱幼、扶弱”，都是把解决特殊困难人群最迫切的民生难题放在了今年政府实事的首位。真可谓：“锦上添花”固然好，“雪中送炭”更添美!

　　城市化是过去200多年来人类生活变迁史的主线，也预示着今后人类生活发展的必然走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犹如一曲现代文明乐章的主旋律，响彻浦江两岸。如何对待特殊困难人群，提升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居住品质?这一问题对上海这座超大城市而言，直接考量着现代文明的程度，丈量着生活美好的水准。

　　任何一个社会——按传统说法，现代可分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不同数量的特殊困难人群，这并不稀奇，也不可怕。问题是：社会是不是关爱他们?城市是不是容纳他们?政府是不是在政策方面优先考虑他们的“脱贫”，改善他们的生活?一句话：这些城市中的特特殊困难人群不能被“社会摒弃”。

　　“社会摒弃”的概念是在1974年由法国学者勒努瓦(H.Lenoir)所创立。他发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新自由放任经济成为主流而国家调控角色日益减弱，已造成了贫富差距愈演愈烈，失业问题则趋于严重。与日俱增的边缘人不仅贫穷不堪，而且更严重的是面临“社会摒弃”——被驱赶出了经济、教育、政治及文化的所有体制之外。1999年，英国首相布莱尔有感于“社会摒弃”会影响到社会安定与图强，遂在内阁办公室特设“社会摒弃小组”，由首相直接负责，通过采取“人生本钱补助金”、创造“对社会有用工作”“社会企业家公益基金”等途径救济那些城市边缘人，不使他们被“社会摒弃”。中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当然需要有个全盘性方案，但像上海市政府那样每年办些实事，不断改变特殊困难人群的生活现状，见证的却是上海在迈向卓越全球城市过程中同步提升的市民幸福指数。

　　我认为，任何社会形态、体制下的城市现代化，其首要标志并不在于是否楼宇林立、高架纵横、商品琳琅，而在于契约自由推动社会追求自身经济最大化的同时，又坚持每个公民(再特殊困难者也是公民)追求自身权益的最大化——社会经济与公民权益双重最大化，其逐步兑现则是现代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固然少不了社会经济最大化的要素，但更不可缺失公民权益的最大化。而衡量一个城市的公民权益最大化的标准，不能光看有权有势者，甚至也不是芸芸众生，而是那些经济赤贫、地位卑微的边缘人。时下，尊重、尊严几乎成为每日传媒的关键词，这一社会命题合乎逻辑地演绎，其根本的指向不是官员、企业家、富豪、知识分子、记者、律师、法官等社会体面者，而是那些城市特殊困难人群。当整个平等、公正的社会有一部分人并非自身原因而有失尊重、有失尊严，那么，城市又怎能“让生活更美好”?

　　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的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请读者注意，恩格斯推崇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让“所有的人”物质充裕、身体健康、精神自由，特殊困难人群当在其列。在尚未共同富裕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乃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点赞上海市政府今年惠民实事突出重点的思路和举措。

　　作者|沈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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