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鉴赏
这首绝句，表面上只是平淡的征途纪事，顶多不过表现白居易和元稹交谊甚笃，爱其人而及其诗而已。其实，这貌似平淡的二十八字，却暗含着诗人心底下的万顷波涛。
蓝桥驿见元九诗
唐代：白居易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蓝桥驿春雪飘飘当初你归来之日，秦岭上秋风飒飒如今我离去之时。
每到达一个驿站我都要首先下马，沿墙绕柱东看西樵寻找你的题诗。
注释
蓝桥：桥名。在陕西省蓝田县东南蓝溪之上。相传其地有仙窟，为唐裴航遇仙女云英处。设有驿站。唐裴铏《传奇·裴航》：“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元九：唐代诗人元稹的别称。元排行第九，因以称之。宋杨伯岩《臆乘·行第》：“前辈以第行称，多见之诗。少陵称谪仙为十二……刘禹锡谓元稹为元九。”
春雪君归日：元稹奉召还京时正逢下雪。
秦岭：山名。又名秦山、终南山。
赏析
元稹题在驿亭的那首诗说：“千层玉帐铺松盖，五出银区印虎蹄。”“玉帐”、“银区”说明他经过这里时正逢春雪，所以白居易的诗一开头就说：“蓝桥春雪君归日”。元稹西归长安，事在初春，小桃初放;白居易东去江州，时为八月，满目秋风，因此，第二句接上“秦岭秋风我去时”。白居易被贬江州，自长安经商州这一段，与元稹西归的道路是一致的。在蓝桥驿既然看到元稹的诗，后此沿途驿亭很多，还可能留有元稹的题咏，所以三、四句接着说：“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这首绝句，表面上只是平淡的征途纪事，顶多不过表现白居易和元稹交谊甚笃，爱其人而及其诗而已。其实，这貌似平淡的二十八字，却暗含着诗人心底下的万顷波涛。
元稹题在蓝桥驿的那首七律的结句说：“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那种得意的心情，简直呼之欲出。可是，好景不常，他正月刚回长安，三月就再一次远谪通州。所以，白居易诗第一句“蓝桥春雪君归日”，是在欢笑中含着眼泪。更令诗人难堪的是：正当他为元稹再一次远谪而难过的时候，他自己又被贬江州。那么，被秦岭秋风吹得飘零摇落的，又岂只是白居易一人而已，实际上，这秋风吹撼的，正是两位诗人共同的命运。春雪、秋风，西归、东去，道路往来，风尘仆仆，这道路，是一条悲剧的人生道路。“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诗人处处留心，循墙绕柱寻觅的，不仅是元稹的诗句，更是元稹的心，是两人共同的悲剧道路的轨迹。友情可贵，题咏可歌，共同的遭际，更是可泣。而这许多可歌可泣之事，诗中一句不说，只写了春去秋来，雪飞风紧，让读者自己去寻觅包含在春雪秋风中的人事升沉变化，去体会诗人那种沉痛凄怆的感情。这正是“言浅而深，意微而显”。
一首诗总共才二十八个字，却容纳这么多丰富的感情，这是不容易的。关键在于遣词用字。如，写元稹当日奉召还京，着一“春”字、“归”字，喜悦自明;写诗人远谪江州，着一“秋”字、“去”字，悲戚立见。“春”字含着希望，“归”字藏着温暖，“秋”字透出悲凉，“去”字暗含斥逐。这几个字，既显得对仗工稳，体现了纪时叙事的妙用;又显得感情色彩鲜明，淋漓尽致地进行了抒情写意。尤其可贵的是，结尾处别开生面，以人物行动收篇，用细节刻画形象，取得了七言绝句往往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这种细节传神，主要表现在“循、绕、觅”三个字上。墙言“循”，表现出诗人是寸寸搜寻;柱言“绕”，表现出诗人是面面俱到;一个“觅”字，片言只字，无所遁形。三个动词连在一句，准确地描绘出诗人在本来不大的驿亭里转来转去，摩挲拂试，仔细辨认的动人情景。而且在七个字中三处使用动词，构成三个意群，吟诵起来，就显得诗句节奏短而急促，如繁弦急管并发，更衬出诗人匆忙、仓促的行动和急切的心情。通过这种传神的细节描绘和动作旋律的烘托，诗人的形象和内心活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促使读者深深为他怀友思故的真情挚意所感动，激起读者对他遭逢贬谪、天涯沦落的无限同情。一个结句获得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更是这首小诗的特色。
创作背景
元和十年(815年)，元稹自唐州奉召还京，春风得意，道经蓝桥驿，在驿亭壁上留下一首《留呈梦得子厚致用》的七言律诗。八个月后，白居易自长安贬江州，满怀失意，经过这里，读到了元稹这首律诗。，白居易感慨万千地写下这首绝句《蓝桥驿见元九诗》。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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