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尊师的缘由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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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之所以尊师,而且代代相传,形成传统,首先是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一个家族要子孙后代永远保持并发扬光大已有的家财产业和社会地位,实现保家亢宗,关键是人才。而教育是培养、培植人才的唯一途径。所以,很多家训中,都有《劝力学》的篇章:“子弟不可不学,不学则无以知礼义,非礼则无以保家门。岂独是哉,人能知学,贱者可使之贵,苟不知学,贵者反为之贱矣。是以学之于人,其利甚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举天下之业,皆无及也。”接受教育、为学读书被看作是知礼的关键所在,被看作是保家门的关键所在,被看作是天底下最崇高的事业。所以,“光宗耀祖,端赖读书。”

  而为学和读书离不开教师。古人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教师对于一个人赖以安身立命和处世的才、德有造就培育之功。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离不开教师的教导和栽培。“人之子弟,所藉以承先启后,关系甚大。”因此,教师的工作就不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而是事关他人前途和家族命运的神圣事业。所以,教师的教养与父母的生养,具有同等的意义。学生对教师自称弟子,教师被弟子称为“师父”,社会上流传着“德业之师,以父道事之”,“师徒如父子”,甚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就肇端于此。

  其次是对教师德业的尊重。教师从事的是传授知识的工作,一个基本的条件是要有一定的学识。一个“授经且句读不明,问难则汗颜莫对”的人,是难以胜任教师职位的。此外,教师还必须以身作则,以己示范,养成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会做人之道。这样的教学目标,决定教师既要为人师,也要做经师,教书与育人的双重使命不可或缺。既要“行谊谨厚”、“立品端正”、“品行端方”、“敦品励行”,也要“才华擅长”、“经书熟习”、“学问通彻”、“文义通晓”,总结为一点,就是要“经明行修”、“品端学粹”、“品学并称”、“文行并美”的说法,或者说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因此,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必须是学生乃至世人行事的榜样,视听言动的模范。“师,所以模范人伦者也。”“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师模或师范的意义,就在于他直接影响了学生,甚至铸就了学生。“为师者,弟子之所效法。其师方正严毅,则子弟必多谨饬;其师轻扬佻达,则子弟必多狂诞。”教师只有自己具有了良好的品格和风范,才有可能把学生塑造成“圣贤的坯璞”,完成教育的使命。

  教师作为古代乡村的知识分子,他是当地的知识精英。人们按照知识精英的标准来看待他,他也以知识精英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自觉主动地承担作为一个知识精英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乡村社会,教师除了教学工作之外,还承担了几乎所有和知识有关的社会工作,比如,为别人的孩子起名命字;为人撰写墓表、墓志铭;逢年过节为别人拟撰并书写对联;帮助本族甚至其他宗族编修家谱;甚至观天文、查地理,为亲邻占卜吉凶、推算人生命理、看相、堪舆,等等。

  在儒家文化中,知识和道德之间有着难以离析的关系,传统的学问往往具有极为厚重的伦理色彩。在这种情形下,一般说来,“学优者德厚,学浅者德薄。”所以,乡民不仅把教师当作知识精英,而且也当作道德师表来看待,很多教师自己也按照道德师表来要求自己。正像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所说,除了自己谨学慎行、严肃自律、循规蹈矩、躬自践履之外,很多教师还教导乡民,劝善规过,落实儒家礼仪,维系社会风习。他们既是一个村落中的知识精英,也是一方道德秩序的看护人,是“乡曲之导师,地方之柱石,一方文教重镇”。如果说“村塾所在,即为一方儒学中权、道德推动据点”,那么,塾师便是其中的关键。所谓“学校为观摩之地,绅士乃教化所先。惟闭户潜修,立品敦行,庶可表率四民,仪型乡里。”

  由于具有知识精英和道德师表的双重身份,塾师虽然久居乡村,生平行迹,可能不出四五家烟村,甚至贫寒困顿,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乡邦群黎依信仰望,已崇若嵩岳,戴为一方文宗,奉为当代圣贤”,在乡村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最后,是对教师所代表的“道”的尊重。自唐代韩愈的《师说》之后,“传道、授业、解惑”就成了教师的职责所在。人们对授业、解惑的认识较为一致,这就是授知识之业、为学之方,解偏弊之惑、不解之疑。但传的是什么道呢?有人解说是为人之道,也就是做人的道理,或者说,传道就是要教人懂得怎样才算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教人懂得并自觉努力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在我们看来,传道当然包括了做人之道,但绝不仅限于做人之道,它有比做人之道更加深广的意蕴和丰厚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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