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读后感范文3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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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收集的资治通鉴读后感范文3000字左右,欢迎大家阅读!

  资治通鉴读后感范文3000字左右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司马光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

  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

  《资治通鉴》读书笔记900字读后感

  《资治通鉴》乃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最大者。它记录自周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另《考异》三十卷,《且录》三十卷,总三百五十卷,三百余万字。其引用各种史料三百种,从历史中得到“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该书传承九百年,与《史记》并为华夏文化遗产双璧,名蜚海内外。

  该书作者乃北宋司马光。原书名《通志》。因神宗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司马光未如太史公遭李陵之遇,幽于缧绁,亦以泥守旧制而离朝廷,投闲置散,由居庙堂之高,转处江湖之远,仕途困厄,政治失意,方专注以治史,得以蔚然成就《通鉴》。

  该书中我最喜爱故事是“韩信以少胜龙且”。

  公元前203年,韩信东征讨齐地;齐王向项羽求救。项羽派龙且率二十万大军前救齐。但龙且轻视韩信,自恃兵强,没有听从谋士的“深壁以待,无战而降”的策略。十一月,双方对峙潍水。韩信夜间令部堵塞河水上游。再率兵渡河击龙且,佯败而跑。龙且大喜,追韩信。韩信的兵马渡河回来;龙且也跟着渡河,上岸后,跟随龙且的只有三两千人马。韩信下令决堤,一泻而下的河水隔绝了龙且的大军,龙且的大军不能渡河,龙且的三千人被韩信的三万人包围,最终被全部歼灭,龙且阵亡……这时,河那边的龙且大军溃散逃走……

  这是一场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这个故事中,韩信足智多谋,龙且的志大才疏得到深刻的反映。他告诉人们统兵之道在于计谋,而不是多少。也告诫统治者不要骄傲自满。

  当然,这只是《资治通鉴》的一个故事而已。

  《通鉴》记人则神采飞扬,呼之欲出;叙事则词章纵横,河慢伏流;抒发情怀则大言小言,清风沐浴,长声慷慨,短音辛婉;渲染战争恢廓场面,奋其意气,推波助澜,一泻汪洋;其文辞简约洗练;华采呈少于齐梁,宏壮可追两汉。读诵诸篇,如鼓瑟奏曲,势若江河,或若清风凉日,月明星稀,每使人畅快淋漓,欲扬抵几,呼天喝地。可请鹰扬文苑。

  毛泽东曾言,历史不可割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当总结之,以承继此份珍贵遗产,其对于指导今世,帮助匪浅。《通鉴》即在此珍贵遗产之列。

  资治通鉴读后感600字

  最近,学习了《孙权劝学》这一课,这一篇文章出自《资治通鉴》。通过学习这篇文章,我对《资治通鉴》这本书有了很大的兴趣。于是,这几天,我用心阅读了这本巨著。

  《资治通鉴》这本书是宋朝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成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所谓资治通鉴,即“鉴于往事,有资于治世”,这四个字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资治育人意识。司马光自己也说《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读完《资治通鉴》这本书后,里面的故事让我有许多很深的体会。掩卷回首,无数人物,许多场景,总要在眼前纷然活跃,让我或是赞叹,或是鄙弃,或是激动,或是沉思,从历史事实中得到警悟的启迪,同时很自然地对此书的编辑者司马光油然而生钦佩之心。书中的人物的精神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蔺相如的顾全大局,廉颇的知错就改,苏武的正气,韩信忍受侮辱终于成就大事的胸怀等等。从韩信的故事中,我知道了要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要不然反而自己吃亏。韩信身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最后却落得了身死家破的下场,全因没有听取正确的计谋,真是可惜。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唐太宗,唐太宗是个明知且有远见的皇帝。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光知吃饭,不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的稼穑之艰难,就不会珍惜粮食,就会大吃大喝,就会忘记劳动者的血汗,久而久之,则饭不常也。君犹 舟,民犹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当权者不知爱护百姓,当头头的,不知关心下属,则危在旦夕。这也就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

  资治通鉴读后感400字

  “笔记”是人脑有效的外存贮器,是人的记忆能力的延伸。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把所阅书文中有价值的“东西”用笔记录下来,不但能够增强记忆,储存信息,准确地掌握知识,积累丰富的资料,有利于提高写作水平,而且读书笔记是读者自己考自己,考考到底读书有何心得。不管自己的看法正确与否,意见成熟与否,反正作为读书笔记就必然获得较为深刻的印象。日子长了,书读多了,总有体会,深入体会的过程便是思考深化的过程,思考到了精细之处,必然产生思想火花。为了及时捕捉这种稍纵即逝的火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记笔记。现代著名教育家徐特立曾提倡“不动笔墨不读书”,学言道:“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就是用“苟有可取,随手记录”的方法,坚持不懈做了三十余本读书笔记,并以此为基础编写而成的。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很重视读书笔记,他说,抄录或笔记是读书极笨极麻烦而又极必要的方法,“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它,便成一篇名著”。可见作读书笔记不单纯是为了帮助记忆,更重要的是为进一步创新打基础。

  资治通鉴读后感

  《资治通鉴》是北宋着名史学家司马光集十九年的心血主编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的历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纪元前4XX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纪元959年),共1362年。成书目的主要是通过对事关国家兴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和朝代更替的过程描述,以警示后人。二十三年(纪元前4XX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纪元959年),共1362年。成书目的主要是通过对事关国家兴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和朝代更替的过程描述,以警示后人。

  近来,有幸在局图书室借到台湾黄锦鋐等27位教授撰译的《资治通鉴》第一辑(战国、秦、西汉)和第五辑(隋、唐)。闲暇之时,认真进行了阅读,对秦-汉、隋-唐朝代更替时期统治阶段执政政策的变化及所带来的国家兴衰感想很多。

  纵观秦朝、隋朝统治史,都是中国古代大统一形势下短命的王朝。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可谓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功绩,但秦王朝统治仅持续十五年;隋朝也是在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建国初期,也有隋文帝开创的“开皇之治”,但统治时间也仅有37年。秦朝、隋朝迅速灭亡,究其原因,与秦朝、隋朝统治阶级实施苛政,毫无限制地奴役劳动人民有直接关系。秦朝在统一之初,民生尚未得到修养,国力尚未得到恢复的情况下,就大兴徭役,仅建造阿房宫、秦始皇陵和长城所征发的民工就达300万人以上,农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被征缴。隋炀帝统治期间,百役繁兴,征敛无度,挥霍浪费,穷兵黩武,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征伐高丽,每年役使民众数百万人,弄得“耕稼失时,田畴多荒”。沉重的赋税,繁重的兵役和徭役,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极大的灾难,官逼民反。西汉、唐两朝统治阶级在总结吸取秦朝和隋朝灭亡的的历史教训基础上,施行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鼓励农民生产,注重节俭,实现统治分别达到2XX年、289年,期间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空前盛世局面。

  正如唐太宗所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如果不能正视历史,摆不正与人民的关系,甚至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自以为是,肆意妄为,其后果轻则脱离人民,重则损害人民,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

  中国共产党在充分总结吸取国内外历史更替和封建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始终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共同富裕而努力奋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富民政策,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发放粮食补贴;探索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试点,免除了城乡义务教育学杂费;建立了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但我们也清醒看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等。这就要求我们要踏踏实实地为民办事实,使人民群众觉得有盼头、有奔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xx告诫全党要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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