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文章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作者以大历史观来看待历史，作者从技术的角度通过对典型历史人物的分析，展示了明朝文官执政下的一些社会现象，从对人物命运的分析中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端。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欢迎大家参阅。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最近，受同学的影响下，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作品《万里十五年》，书中，黄仁宇先生以其“大历史观”，深刻剖析了明代的政治及世风。阅读完了全作后，我对黄仁宇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就是一个社会在道德与法律上的取舍。

中国历来有乱世用重典的习惯，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清初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都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削弱民众反政府的野心，所做出的一些超出常规的举动，这时法律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道德所望尘莫及的。

从另一反面来看，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样也是无奈之举，试想，如果统治者的臣民们都在想着“大丈夫当如此也!”甚至是“彼可取而代之”的话，他又岂能安睡于卧榻。更何况，乱世之中豪强群起纷争，战争直接激起了人们心中的那最原始的野性，弱肉强食，社会秩序往往会被破坏的一干二净，而作为统治者，他这是所最需要做的，也是贫苦大众(也就是弱势群体)所最希望做的，就是能够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而这时，法律作为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而得到最大的落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乱世渐渐过去，社会秩序也慢慢的恢复，这时，统治者们所希望的就是社会秩序能够永远的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也就是说，人们心里的那种原始野性能够永远的为文明所替代，他们就需要以一种思想上的规范来约束他的人民，这时，儒家文化就进入了统治者的视线，儒家文化讲究仁者爱人，尊君爱父，讲究人之初，性本善，正好能够驯化所谓的乡野蛮夫，因此，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渐渐的造就了社会道德，也使中国渐渐的走向了文明。

在金庸先生的作品《天龙八部》中，曾有过这么一段情节，扫地僧告戒箫，慕容二人，过多的修炼武功秘籍固然会使你一时强大，但日久必然伤身，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以佛法来修身养性，来缓解武功所造成的戾气，这一精辟的说法其实可以看作对道德与法律最好的阐释，法律固然能够对重整社会产生很大作用，但其反作用也相当的明显，人民往往会变的民不聊生，秦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家出身的李斯与始皇的搭档，国家固然是高度中央集权，但其崩溃的程度也是举世罕见。

而明朝为文官集团所控制，以八股为武器，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可谓是民风淳朴，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社会生产力的得到发展，类似于严嵩，魏忠贤等人能够轻易的控制法律。虽然国家希望以道德来使读书人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当读书人成为官员，有了权利以后，由于缺少强力的法律为保障，道德往往就无法抵御巨大利益所带来的诱惑，因此，举朝上下贪污成风，最后内忧外患，最终亡国。

其实，道德与法律最好的关系便象扫地僧所说，以道德来辅助法律，道德，也就是“礼”，在《礼》中的解释就是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可见，道德最初的作用就是在一些法律没有顾及的地方进行约束，进行一些辅助作用。统治者首先必须以法律来构建社会秩序，使有破坏社会秩序想法的那些人停留在想法阶段，然后再以道德感化那些人，使之破坏秩序的想法慢慢淡化，直至消失。这应该就是法律与道德最恰当的关系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一府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万》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一精一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一逼一，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义。

该书中文初版的责编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一性一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一性一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一性一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一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4

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同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但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现在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但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但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么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有趣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后来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但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可以一句话总结的原因。但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能力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对比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对比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可以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积极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况下，充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但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

不同于断代史或大事记的传统历史写作手法，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选取了明朝万历年间一个普通的年份进行了社会和人文层面的分析，诚如开篇所言：“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万历十五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然而隐藏在平静的社会生活后面，潜伏着明朝由盛转衰的必然趋势。

有鉴于唐朝藩镇制造成的动乱和宋朝管理的松懈，明朝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甚至取消了丞相设置转而依靠原来仅为文学侍从的“大学士”作为统治中枢，组织机构的失衡日渐形成。文官的地位在明朝达到了历史的顶点，武将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但其社会影响，却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文章。明朝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名为监察，实际拥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这种军事组织，一方面打击了武官的积极性，更造成决策和军事行动的迟缓。在经济上明朝的财政、税收政策打击新兴的工商业，维持单一的农业经济;在文化上僵化科举制度，采用“八股取士”;而对外贸易上实行“海禁”，重回闭国锁关的政策。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200万的军队，却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军事供给和作战能力，“土木之役”中一国之君竟被瓦刺俘虏，而后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景山，然后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努尔哈赤率领清兵入关取而代之，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达到顶峰，明朝的皇帝从太祖朱元璋起未尝不是雄心壮志，延续一个强盛的帝国梦想。从家教和制度约束的角度来讲，明朝的皇帝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万历皇帝年青时一次与后宫歌女把酒言欢，慈圣太后得知后竟在宗庙祖先牌前痛哭流涕，自责未尽教导之职，并罚皇帝长跪，与朝臣商议差一点废了万历皇帝，虽贵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但小日子也不好过。与其政治抱负不相称的是明朝单一、低效的国家管理机制。明朝强化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万历年间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封建社会模范官僚：海瑞，他的一席治国话语很有代表性：“两汉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礼相爱，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希望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滚滚向前，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在明朝快速发展，复杂的社会发展挑战着政治管理层的智慧，然而明朝的统治者未与时俱进，死守着封建传统的治国理念，单一、低效的官僚管理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明朝经济发达，但当大敌当前竟无法组织有效的军事供给制度和作战战略。明朝的政治家们也未尝不在反思“土木之役”、正规军打不过倭寇此类现象的制度根源，张居正、戚继光等有识之士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终因触动既得利益者而遇到强大阻力而无力回天。传统史学家将明朝的灭亡与宋朝一样归于外族入侵这样的外部因素，然而《万历十五年》揭示的制度性缺陷说明明朝的衰败已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衰败，也代表着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中国大历史的转折点，而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深远。

最后，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所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一个朝代的兴衰，在一个“四海升平”的年份里找到了体制根源，从平凡的事件中看出事物发展的机理，从风平浪静中洞察涌动的暗流，这不是一种睿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