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读后感范文1000字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我国的鲁迅先生对《史家》的评价。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史家》读后感，供大家参考。
《史家》读后感1
我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这次趁假期，翻阅了《中国古代文学：从《史记》到陶渊明》一书，对西汉初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士人的命运有了了解，同时从文学作品中窥探出当时的社会政治。
《中国古代文学》一共有两本，分别是《从神话到楚辞》和《从《史记》到陶渊明》。它们均以时间轴，讲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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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日本已故著名汉学家白川静。他曾获得日本文化领域的多项大奖。
他运用比较文学的视角、严谨的考据，以及民俗学与宗教学的分析方法，在《从《史记》到陶渊明》中阐述了他对西汉初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我国古代文学的深刻见解。
史记是一部命运之书
作者白川静说：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是古之豪侠之风尚存和官吏制度逐渐形成的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司马迁深切关怀人类命运，认为命运是由人的自主选择决定的。
所以，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列传首位，借传说中的古代高逸之士，来表达自己的命运论，同时描绘出士人的生存之道。
《史记》并没有解决命运带来的问题，是后世人背负起了《史记》中所记载的各种生活态度以及命运实践。
创作诗兴起于建安时代
书中说：建安时期是一个猜忌与危惧的时代。国家秩序崩塌，军阀混战，士人的官途被切断，只能于臣从身份之下生存。
面对不安定的状况，士人们不得不直面命运的问题。他们将内心的慷慨精神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曹植的“高台多悲风”，就表达了当时士人们的普遍心理。
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下，创作诗围绕着如何与命运抗争的主题逐渐发展了起来。
不是很客观的地方
作者白川静认为一些中国古代的歌谣不是中国古人创作的。比如著名的《上邪》：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于君绝
白川静提出两点原因：一是我们中国人是内敛的，不会激烈地表达情感，更不会自由奔放的表达爱情。二是白川静指出全文采用的不规则句式，与日本的囃子词类似。
不过，我觉得他的这两个理由有点站不住脚。
一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主要是几千年封建礼教教化的结果，并非在古代就是这样的。所以作者白川静是用现代中国人的性格特点，来推测中国古人的性格太牵强，太不合理。
二是《上邪》的句式与日本的囃子词类似，或许是日本学中国的句式。
《从《史记》到陶渊明》勾勒出我国古代士人努力把握命运的人文群像，同时也揭示出社会政治影响着士人的命运，士人的命运又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史家》读后感2
白川静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毕生致力于汉字学、金石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他对学问的热爱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他的白川研究室每晚总是灯火通明到十一点。在做学问这件事情上，他的名言是，学者80岁以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
白川静在67岁时编定的《中国文学史》，是集合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的代表作。此书分为《从神话到楚辞》、《从史记到陶渊明》两部。第二部《从史记到陶渊明》书如其名，从《史记》说起，全面描述总结了西汉初期到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史的变迁。本书自司马迁、汉赋与乐府，讲至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渊明、谢灵运等文学派别与著名诗人、作家的人生经历、创作道路，内中常有发前人所未见之处。
读过此书之后，许多历史疑问得到一种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感。
比如说，为什么生活时代距秦汉之际有百余年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鸿门宴的细节描写历历有如亲见，无论是数次暗示项王的范增，还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惊险，更比如樊哙生吃肘子的豪猛，难道司马迁是个历史穿越者，曾穿越到现场亲眼所见过不成?
日本汉学家白川静在《从史记到陶渊明》一书中认为，陆贾所做的《楚汉春秋》是《史记》创作的蓝本之一，《项羽本纪》中关于鸿门宴的精彩描述基本都来自《楚汉春秋》中的记述。
不但《楚汉春秋》流传至今的部分佚文记录了相关资料，且白川静认为，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对鸿门宴做出如此深入细致的描述。
据《高祖本纪》所载，刘邦在攻陷咸阳前，派郦食其与陆贾二人对秦将以财宝相诱，可见鸿门宴事件发生时两人应都在现场，所以陆贾才能将鸿门宴的场景写的如此翔实生动。
而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如此精彩，也与采用当时史料的质量密不可分。
白川静还认为，《史记》中的一部分文章，比如《刺客列传》等篇章，是由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编撰的。
司马迁亲笔创作的，其实是《史记》中各篇的论赞部分，及发生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并亲自见闻的事件。
当然，《史记》的确是由司马迁整理而成的。总体而论，司马迁的修史大业，是在其父司马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完成的。
以上观点，是日本文字学家、汉学家白川静经过细致翔实的考证得出的结论。应该说，日本学者严谨细致的治学风格在他这本文学史普及之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书中多有前人未关注或涉及的细微之处，令人常有豁然开朗之感。
比如，在注重门第出身的晋朝，出身名门，曾祖父为大司马陶侃的陶渊明，为何出仕之路走的如此辛苦，只担任过江州祭酒、彭泽令一类小官。
据白川静分析研究，除了因为他是陶氏家族的旁枝远裔之外，也与陶侃自身的出身有关。《晋书·列传第三十六·卷六十六》中说“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之间，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总上流。”
参照下《世说新语·容止》篇中陶侃被名流们讥讽为溪狗，受尽轻侮的经历，可见陶氏一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
在这种大背景下，在陶氏族中身属旁支的陶渊明，自身所处之地隐士颇多，陶渊明的父亲似乎也并未出仕。陶侃之孙陶淡，也与陶渊明一样位列《隐逸传》。可以想见，在陶渊明所处的时代，陶氏家族已经失去昔日权势，隐居成为家族中常见的生活方式。
陶渊明年轻时也曾参加当时著名高僧慧远在庐山所创的莲社，虽然因会约中有禁酒的规定，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但对于这种结社隐居生活是有充分理解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终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的陶渊明，在之后面对巨大的职场困境时，为何选择了归隐。这种决策方式固然有些路径依赖的味道，但更多还是与其所处具体环境，家世背景、性格特征有关。
除了以上两个范例，书中类似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还有很多很多。
日本著名汉学家白川静先生在他这本代表作《中国古代文学》第二部《从史记到陶渊明》中除了延续日本学者一贯的严谨细腻的治学风格，还充分体现出一位汉字学者、金石学者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与考据功力。
虽然这只是一本普及性质的文学史论著，但书中常有到人所不到之处，道人所不道之言，其研究视角之独特，个人见解之深刻，即使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历程深谙于心的专业人士，读后也会有一些新的认知与收获。
《史家》读后感3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这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诗人在用白描的手法描绘田园风光的同时，也巧妙地在其间融入自己的生活理想、人格情操。这种田园诗对为中国古代的，乃至如今的文人提供了一个心灵上的家园。
以“竹林七贤”和“兰亭名士”(谢安、王羲之、王徽之、刘惔、王濛、支遁、孙绰、许询等人)为代表的名士，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形成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士人群像。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
国外汉学专家一直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抱有极大热情与迷醉，同时也出版了很多生动的研究专著。《中国古代文学(从史记到陶渊明)》为日本文字学家、汉学家白川静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文学》的第二部，述及西汉初期到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涉及司马迁、汉赋与乐府、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渊明、谢灵运等文学派别与文学家。
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与考据功力，加之日本学者严谨而细腻的风格，遂使本书常发他人所不能道，视角独特，见解深刻。作者从将其作为理解西汉至南北朝之间企图摆脱国家羁绊、拒绝埋没于体制的“士人”精神的锁钥，勾勒出中国古代士人努力把握命运、遵循自然情感而生的人文群像。
01.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提及中国西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代表作，就必须谈及《史记》。《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後来历代“正史”所传承。称为“二十四史”之首。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并非司马迁一力完成，而是父子二人合力编纂，且在编纂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素材，两人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也特别高妙。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文字生动，笔力洗炼，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的刘邦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项羽率直卤莽，刘邦持重刻深，宛然可见。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智诈狡猾，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到鲜明的表现。
02.特殊的政治局势演变出特殊的文化风流
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非常重视文人、士人的时代。但由于从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各权势集团互相倾轧，斗争残酷，士人们自身的政治命运常常难以捉摸和把握，宦海沉浮，人心难测。
为了避开政治漩涡，士人本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原则，他们拼命放纵性情。正是因为名士们的生存状态是特殊的，所以才会有精神上的自由。他们掌握知识，但却不在封建统治体制之内。文化的力量在此显示出特殊的魅力，他们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建立在了文化领域，这就使得他们的精神能够长存，并且形成了一种名士文化。这种文化需要特殊的性格，特殊的人格才能炼成。
拿《古诗十九首》来说，它其中描述的就是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充满了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再提及“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他在诗中创造了一个诗化了的人生理想境界，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与自然相亲的理想人生，如《赠兄秀才入军》。嵇康的诗歌中还有一种峻切之语，对险恶的世道人心发出一种愤激的批判，锋芒犀利。
这种名士风格虽是暴政下知识分子出于无奈的选择，但却从历史特点上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开我国知识分子与专制暴政不合作之端，而且创文化人突破束缚人性的传统礼教从而实行思想解放之始。
以陶渊明为例，在作者的笔下，劳动是艺术化了的很有诗意的行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文人诗歌创作的新领域——田园诗。读者可体味出诗人那纯净的心地和平静的心境，与简朴恬静的田园风光交融为一。 对劳动的艰辛也表现出平静乐观的心态，躬耕之志始终不渝。如《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了诗人的人生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管，而以求自安。”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语言不加雕饰，不用夸张的铺排和绮丽的色彩，在于全是以他性情中自然流出的言语，在于内在感情力量。创造出情味极浓的冲淡之美的艺术境界。
《中国古代文学(从史记到陶渊明)》是日本文字学家、汉学家白川静代表作，也是研究中国上古至南北朝时期文学的普及性著作。从文字的解读与分析入手，以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与考据功力、严谨而细腻的风格，结合考古学、文字学的发展路向，力求还原鲜活的古代士人世界。开辟了古代诗歌研究的新途径，给我们无穷的启发和遐想。
《史家》读后感4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第一位田园诗人，与其同时代的谢灵运则是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身为中国山水田园诗的两位大咖，这两位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著名诗人，在面对同样的乱世，不同的人生困境时，走出了两条选择不同，结果各异的道路。
谢灵运出身豪族，其祖先谢玄是在淝水之战取得大捷的名将。谢灵运出生于公元385年，是谢玄的孙子、王羲之的曾外孙，自幼聪颖无比，“文章之美，江左莫逮”。
就在谢灵运年少成名，正准备进入朝堂，大干一场的时候，刘裕夺晋建宋，王谢家族，风光不再。改朝换代之后，他一下子由贵族子弟变成前朝遗臣，“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宋文帝虽对其“日夕引见，赏遇甚厚”，但只将其当做一个文学侍臣，“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
身为前朝遗臣，他注定难以在新朝出人头地，这一点，他与妻子是魏武帝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的嵇康、“建安七子”之一，司空军谋祭酒阮瑀之子阮籍的身份困境极为相像。
与“竹林七贤”选择以纵酒清谈、佯狂避世的行为方式不同的，年纪轻轻便壮志受挫的谢灵运选择了游山玩水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愤愤之情。
称病宅家其间，谢灵运经常率领数百名仆从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过世家子弟的出行动静不是一般的大，出门游玩时，没少干凿山浚湖，伐木拓路一类的事。他曾经带数百人进山，从始宁南山到临海一路伐木开道，动静大到临海太守王琇以为山贼来了，后来跑到现场搞清情况，才知道是虚惊一场。(尝自始甯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末知灵运乃安。又要琇更进，琇不肯。——《南史·谢灵运传》)
日本汉学家白川静在其讲中国文学史的代表作《从史记到陶渊明》一书中总结说，谢灵运原本志存高远，但因怀才不遇，失去对周遭事物的兴致，只求庄子的达生。
可以说，谢灵运、陶渊明也好，嵇康、阮籍也罢，这些生于乱世的文人们大多一生都处于自我矛盾中，这种矛盾多半是由外界环境造成的，少半也是自身性格所致。
原生家庭为世家大族的谢灵运一生欲成大事而不可得，虽然他可以在游山玩水时可以让几百仆从为他开路，但纵观其一生，其实是个失路人，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他在无意间成为一个成功诗人之余，其实更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
从性格决定命运的角度说，谢灵运性情放荡，做事恣意妄为，我行我素。即使没有出现改朝换代，以谢灵运的性格特征，也未必能在朝堂上一展抱负，有什么现实成就。
他那些建功立业的愿望，其实更该说是不切实际的野望。所以在无比艰难的大环境下还是做出一番事业的王阳明评价其“谢灵运，雕虫之士耳”，也不算过分。
毛泽东读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时曾批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可称确评。
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也对谢灵运的矛盾性格在诗文中的体现描述的淋漓尽致：“每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
其实，谢灵运的矛盾心情是许多人都曾经历过的。在命运面前，向左走?向右走?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一直是古往今来许多名人或普通人所面临的两难之选。
所以鲁迅曾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谢灵运的性格较之真正的勇士似乎还有一定距离，他似乎以自己的方式对于严峻的现实进行了逃避。他对于朝廷的多次抗命，任地方官期间的玩忽职守，动辄称病辞官之举，与其说是同命运抗争，不如说是意气用事之举。最终，一生渴望居庙堂之高的谢灵运在经历过多次降职后，最终被宋文帝以“叛逆”罪名杀害，年仅四十九岁。
而在命运的选择题面前，选择了处江湖之远的陶渊明，虽然“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年轻时也曾梦想过成就一番事业，但身逢乱世，最终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还是决定归来去兮。
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中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或者说，在面临人生的难题时，原生家庭里隐士倍出的陶渊明则在险恶的官场世界面前选择了归隐，回归到他所热爱的田园生活中去。
这种抉择方式虽然带有路径依赖的痕迹，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在有过出仕、隐居、入仕等多种人生经历后，陶渊明最终还是找到了他真正热爱的生活方式，并且一直坚持到死。如其诗中所说的那样，“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日本学者白川静则认为，诗的世界充满情念，生活本身便是诗。无论是谢灵运的山水自然文学，还是于生活中寻求真想的陶渊明的生活诗，二者的诗作都是将对现实的反叛投射到自然之中，陶渊明于田园中，谢灵运于山水中所寻获者，其实是各自的生存之道。他们的文学，便是其所寻得生存之道的直接表现。
正如同而性格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一样。不同的生存之道，也将导致不同的结果。在不同的选择之下，最终，陶渊明与谢灵运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史家》读后感5
关于西方文学的来源，好像有种说法是脱胎于吟游诗人的说唱故事。而中国史官的来源却很明确，是探查宿命的星官。我觉得严谨的说来，《史记》还是不太好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分析的。虽然她在文笔上有文学性，也可能确有作者个人主观意图的表露，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对既成事实的收集与记载(不管获得的历史资料是否真的是“事实”，至少史家总是努力寻求的)。
一方面，大型通史的史料来源是数代人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即使整理者是史家个人，但其读者主要针对的也并不是大众，而是当时的政府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目的是以史为鉴。所以史书必须把“果”的详尽展示放在首要位置，并予以最大尊重，至于“因”，以及“因”与“果”的联系，那可以由读者来分析推测，史家有参与探讨的自由，但并不是他的责任。而除历史小说外的文学作品正相反，即先有创作动机的“因”，后有内容的充实“果”。正是本着这个实际的出发点，正史书还是不能当作一种发自个人的心灵诉求的“创作”来看待的。
和《左传》《资治通鉴》等可信度较高的编年体史书相比，《史记》之所以显得更有文学性，因其开创了纪传体形式，对历史人物的描述方式是跨时间维度的单独列传。所以司马迁不得不对人物的人生历程有一个线性的展示，凡在当时得到公认的重要事件以及结局，他要设法以一种宿命的方式连接起来，并把当时别人对该人物的说法填充进去。即使在这个“连接”过程中有所发挥，那也是要参考一下是否符合当时的普遍看法。从《太史公自序》里对自己年轻时四处游历的描述，以及对继承史官父亲遗志的强调，就可以联想到司马迁所秉承的著书态度。
那《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伍子胥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刺客列传》等名篇里，怎么看待司马迁对部分事件的大篇幅化以及对私人对话的详细描写呢?我觉得司马迁是有一定发挥，但依然是有具体依据的。首先，作为史官能够查阅到的史料在当时肯定是全国最丰富的了，其次，当时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也不只一两位，而是文人卿士阶层普遍的知识储备，民间对感兴趣的历史人物还会有各种传说，所以对一个事件的描述往往可以有很多种途径获得，而且在司马迁接手前应该已经开始文学化了。而司马迁要做的就是，拣选出其中比较能贯通人物的宿命感，并符合当时人们的思考逻辑的那些史料与说法。
譬如，司马迁对项羽，陈胜，刺客，游侠的部分肯定，对当朝的高祖刘邦的缺点展示，似乎在二十四史里后无来者，实际与当时儒家还未成为统治性的社会观念有关。当时的社会本来就还残留着重义好侠的风气，况且武帝时期距离秦汉之际也就百年上下，是司马迁上三代至四代的人所亲历过的。所以，刘邦的阡陌出身与大大咧咧，项羽的赫赫战功与威慑力，还在当时老一辈人里记忆犹新，这就像我们对建国初期乃至民国时期的回顾依然是一种集体记忆，即使是传说故事，仍然是一种“集体传说”，而司马迁便是这一“集体传说”的汇总与记述者。如果有很多细节是他虚构而与“集体传说”不符的话，当下就会引起广泛质疑，不可能得到长期的认同。只不过西汉对社会的思想禁锢还不算严酷，《史记》也还是半官史，半私史性质，所以“官方善恶史观”的味道还不浓。
又譬如，《刺客列传》作为对社会下层人物的事迹描述，照理除了刺杀过程外，其他细节尤其是人物间隐秘的对话应该是不容易流传下来的，可司马迁依然对每个刺客都有比较清晰的人格展示，这似乎有点传奇的味道。但要考虑到他们的刺杀对象都是当时处于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因此社会影响大，各个阶层的人都会有所震动。尤其是民间底层的弱势群体更是会对他们的勇气倾慕有加，从而使他们的事迹能够长期经口头流传，并让其性格描述越发完善，英雄色彩越发丰富。而荆轲刺秦(前227年)虽是战国末期，却离武帝时期(前141~87年)才百年左右，刺杀的又是未来一统天下的始皇帝，这就像西安事变一般是妇孺皆知，太脍炙人口了。各种正史、野史乃至传说性质的史料来源自然是多如牛毛，层出不穷，完全足够司马迁拣选整理出一套相当完整的线索了，此即典型的较有可信度的“集体传说”。
因此《史记》中绝大多数的篇章依然是对人物事件的记录，除开修辞造句方面的文学形式外，其叙事上的文学性则多是历史的结晶，而非纯粹个人的文学创作。对于战国末期到武帝时期，由于史料较丰富且口耳相传，则人物故事既详细生动又比较前后一贯。一些人物的名言与慷慨悲歌不管真实与否，应该也是在社会上早已流传的了。而越往远的年代推，如果史料与传说已残缺破碎到无法把人物描述前后贯通了，则司马迁就会提醒读者是否为传说故事，并会把不同说法罗列出来。只是在春秋至战国初期这一最容易把传说与史实混搅的尴尬时期里，可能司马迁自己也把一些传说故事当作信史来看待了，才会难得出现像“赵氏孤儿”这样的在过程上有相当虚构性的“完整故事”。
当然，司马迁毕竟是人，而且是史家中少有的经过了极残酷的肉体打击后继续挣扎着活下去的精神破缺者。由于时代与个人条件所限，他没有为抒发内心的悲愤而专门去创作一套完整的文学作品(当时承担这一任务的文学形式主要是诗歌)。但在对大量史料的编篡整理中，当遇到一些历史人物的具体细节与他的人生经历与心理挣扎有强烈的共鸣之处时，他确实会进行偶尔的大肆发挥。
譬如，在《伯夷列传》里，对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事迹叙述只占了小部分，却罕见的用更大篇幅表达了自己对所谓无德者多安享富贵，有德者多遭遇灾祸这一“不可胜数”的现实的感叹，乃至发出了“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一强烈的质疑。这显然是对自己和李陵的遭遇的映照。
而“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这段更是一副与古人同病相怜的心理写照!并隐含表明了自己要为“同道人”著书立传而扬其名于后世，由此，通过这种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而为自己对现实的悲愤给予一定的慰藉。
含有个人情绪流露的最典型例子则莫过于《淮阴侯列传》里蒯通对韩信一而再，再而三的游说细节了。这段两人间屏开左右后私下里游说“反汉”的文字详尽地竟然达到千字以上，在《史记》里显的尤为醒目!显然有着司马迁特殊的寓意。
蒯通先是从客观的角度来对天下大势进行分析，提醒韩信拥有鼎足天下的良机。韩信表示感怀刘邦的知遇之恩，不忍背信弃义。
于是蒯通又举出大量的实例对君臣关系进行分析，警示韩信功高盖主必遭猜忌，过去再有君臣之恩、亲友之情、朋友之义，都难免在利益面前彻底翻脸，化友为仇。终于发出了“野兽已尽而猎狗烹”这一名言。这段游说对读者而言针对的已不只是韩信与刘邦两人间的关系，而是借蒯通之口大胆揭示整个君臣体系的本质所在，明显带有司马迁对个人际遇的强烈感悟了。
而韩信依然犹豫不决。于是，蒯通干脆从主观的角度把他对事成者的观点和盘托出。“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氂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什么仁义道德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抓住机会，当机立断。说到底，有野心，敢行动，抢占实际利益才能成大事。这无疑把掌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的本来面目与成功秘诀彻底的揭露在读者面前。
由此观之，司马迁之所以用这么多篇幅详述了蒯通的游说内容，一方面对韩信有着相当的同情，为他错失良机而可惜，另一方面更是用春秋笔法对统治者的阴暗面进行了一次愤懑不已的揭露。
作为一个史官，更由于在人生后期作为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宫人，司马迁实际是没有进行个人文学创作的自由的。所以他唯一留下的私人文字《报任安书》才如此珍贵，其中的肺腑之言才最具文学味道。而后来的正史著者，尤其从唐朝开始，要么是吃官饭的，要么直接就是当朝上层官员，从内容的灵魂上讲，与文学精神可说是两不相干了。
传奇，戏曲，历史演义故事乃至汇合而成的小说作品由于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士大夫与统治阶层，而是包括了平民在内的各阶层人群，很多作品也先是以手抄的方式私下流传，这才开始了作者的个性化和针对读者的商业化，其故事性才更值得研究，也更容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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