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书笔记作文2000字
《史记》思想深邃、气势开阔、笔力雄放,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 深远影响。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史记》读书笔记，供大家参考。
《史记》读书笔记1
作为人类思想精华的名著书籍，一直都是大家在学习和参考的典范，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必修课。读后感与其看做是种作业还不如看做是一次对于原著作者的思想交流、碰撞。本栏目为大家提供了大量的名著读后感资料，希望大家在这里能找到相同的火花，多交流。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史记读后感。《史记》中对古代优秀任务的颂扬，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显示了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精神品质，如其中的大禹治水，表现了一个为民造福的大英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塑造中，可以看出他的心非常善良，肯为别人付出。他治理了九条河流，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也体现了劳动人民改变大自然的雄心壮志。我还从赵氏孤儿，塑造了忠臣程婴和公孙杵同奸臣屠岸贾斗志斗勇的故事。让我们感动于忠诚、善良、正义;鄙视邪恶，痛恨不忠不义。其中的《武王灭纣》通过文王和武王用他们的仁义、善良为民造福，让百姓安居乐业，和纣王的残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陈胜吴广》的故事讴歌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带领奴隶推翻秦朝的暴政。陈胜从起义到牺牲只有6个月，然而他点燃的反秦之火越烧越旺。《飞将军李广》写的是飞将军李广爱兵如子抵抗匈奴进犯，保卫国土，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人民的爱戴……
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带兵打下了楚国,并活捉了楚王勾践。吴王让楚王当马夫,楚王为了不让国家灭亡,受尽了耻辱,忍辱负重了几年,才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国后,他每天睡在柴房里,每到饭前都要尝一尝胆的苦味儿,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忘记在吴国的耻辱,并让自己牢记"落后就要挨打"他每天一边种田,一边练兵。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楚国后来发奇兵灭掉了吴国。
汉朝开国大将韩信,在汉朝未统一之前,有一次,一个小混混看不起他,便在大路上拦住了他,说："你有本事就拿剑刺我,要么就从我的裤子底下钻过去。"韩信知道：如果杀了他,就要坐牢,如果不杀他,就要忍受极大的侮辱。最后,韩信为了能为国家效力,从小混混裤子下面钻了过去,忍受了"胯下之辱"。
社会上也有些人一受到侮辱就想不开了,自暴自弃,甚至去死,这样的死毫无意义,一点价值也没有,可以说是轻于鸿毛。
读完这篇课文,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人在面对别人的侮辱或是嘲笑时,不能消沉泄气,要忍辱负重并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为国家做出贡献,你才死得有价值,才是死得重于泰山!
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荣幸的,这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的神秘国度,这是一个物华天宝的泱泱大国,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文明古国。先贤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典籍,作为后世子孙的我们在茫茫书海中寻觅古贤人的踪迹,感慨曾经的惊心动魄,思量曾经的纷纷扰扰,而作为华夏儿女的我在品读《史记》之后,也真切地感受到3500多年历史中充塞的豪迈、悲壮与辛酸。不过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同时更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敬孔子,畏霸王,颂毛遂,服姜尚,笑幽王,憎纣王,悲韩信,怜李广。读书,读史,读人,亦是解读一种精神,苏武牧羊的爱国与执着,张骞出使的坚毅与无畏,陈胜举兵的大义与凛厉。品味全书,我心中只有一个人可谓为英雄---项羽。是的,就是那个四面楚歌,垓下自刎的落魄之人。鲁迅先生曾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但我想项羽是个例外,遭汉军重围,一人杀敌数百,死战到底。乌江亭长敬他为豪杰请他渡江再待卷土重来。然"燕鹊安知鸿鹄之志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岂能苟且偷生!于是,他便成就了一代霸王的悲情,遗恨千古。然而,刘邦违背鸿沟和约终究成为其一生难以拭去的污点,他终究是个不顾手足之情的刽子手。于他,项羽不过就是冗长而虚渺的过渡之梦。梦醒之时,天下尽在咫尺。于我,他终只是个鸟尽弓藏、为权势而活的枭雄。成王败寇,战争俨然成为解救之法,英雄与枭雄无数次站在风口浪尖上角逐,其中一人的失败便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成功。然而英雄无所谓清贫抑或富贵,不为名利所趋,所欲追寻的不过"正义"二字,为的只是黎民百姓与江山社稷安危。姬昌父子起兵反商,为的是因炮烙之刑无辜惨死的冤魂,为的是不让比干一颗赤胆忠心付诸东流,为的是维持天下秩序,国家需要周武王这样一位领袖。
恰恰相反,淮南王刘长醉心权势,不满已有的封地,引发战乱,最终也不过是不成气候的"过江龙"。历史风云,世间百态,一次次迷离了我的双眼;百转千回,人情冷暖,一点点冰封我的思绪。可我从不曾怀疑这个缤纷的世界,重耳在外流亡十九载,却终登帝位,名垂青史;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了灭国之仇;孙膑膑足,撰述了《孙膑兵法》;吕不韦流放蜀地,留下了《吕氏春秋》…有生亦有死,有正亦有邪,有战争亦有和平,事物总有两面,我深信上天的公正。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
读完这篇课文,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人在面对别人的侮辱或是嘲笑时,不能消沉泄气,要忍辱负重并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为国家做出贡献,你才死得有价值,才是死得重于泰山!
《史记》读书笔记2
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虽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秦王朝，但是他土地的辽阔却不及汉武帝时期的1/2；武帝废除了“和亲外交”的政策，他持久的雄心，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去征服，去开拓。十七岁的汉武帝就派张骞出使各国希望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它的生存空间。小小年纪竟有这般眼光，历朝历代有谁能比？在44年中他一直在与匈作战：“河南之战”、“漠北之战”、“漠南之战”成了对匈作战的三大重要战役。汉武帝是一个才华横益、文涛武略、有勇有谋的皇帝，再加上一代将星——卫青、霍去病、李广……相助，可称之如虎添翼。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秦始皇嬴政“焚书坑儒”而汉武帝是“独尊儒术”他设立了五经博士，为儒家学派打下了基础。武帝刚刚即位时就下诏“海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这时浮出水面，武帝颇为赞赏很粲然。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已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武帝的晚年生活非常寂寞，失去了自己的长子，他后悔不已，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想到他即位以来长年征战，劳民伤财；轻信小人，力求长生；杀伐任性，亡涂无辜……于是下诏书。这份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帝王“罪己诏“他首开先河，知错能改，爱憎分明让我们一窥一代霸主复杂的内心世界。
我对汉武帝时期梦绕神牵，当看完有关他的那些故事时，心潮澎湃。我佩服武帝的才干；我痛恨小人江充的老奸巨滑；我气愤武帝的武断与固执；我同情太子的身不由己；我担心太子的孩子无依无靠；我更是惋惜刘据的自刎身亡……汉武帝是一个多面性且富有争议的皇帝，他聪明机智却抵不过江充的句句谗言；他洞察秋毫却看不见朝廷后宫的钩心斗角；他文涛武略却陷进别人栽赃诬陷的圈套。正是他的偏听偏信，导致了太子刘据的自杀，导致了抗匈名将卫青的长子长平侯身亡；导致了战功卓越的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满门抄斩；导致了他两个女儿的双双死亡……一庄庄血案，这是哪一位“伟人”造就的呢？是江充，是江充这个卑鄙的小人。
当汉武帝听闻这些事时，虽然意欲崩溃，但他并未停下他杀人的血手，为了一己私利竟不惜残害千百人的生命。每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些时，全身总感觉有一股莫名的寒气涌遍全身。这些场景总是时不时地溜到我的脑海之中，让我内心不得平静，它像海中那一股股的小浪花，浪虽不大但有着一定的冲击力。有一股冲动，有一种想法，如果我来到了武帝朝，做到了刑部尚书，第一件事就是把江充千刀万剐，打入十八层地狱。
不过有时我静下心来思考时，却发现我错了，汉武帝如果从根本上就相信他的儿子是清白的，那么他便会对江充的搀言置之不理，但事实恰恰相反。我认为江充只不过是一杆枪，而掌握这杆枪的真正人物却是汉武帝。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武帝又为何要杀太子呢？原因只有一个——太子失宠。太子刘据和武帝判若两人：一、性格不同：太子书生意气，武帝一身霸气；二、政见不和：太子仁义派，武帝铁血派，太子始终反对向各国用兵，厌恶酷刑酷吏，而他的父皇在位54年，其中与各国用兵长达44年；三、太子不懂权术：汉武帝刘彻能当上皇帝，后宫五个女人的斗争是多么激烈，他能学会多少东西，而刘据从小养尊处优，从为见过钩心斗角，7岁立为太子，随心所欲，在政见上和父皇对着干，这让武帝颇为恼火。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嫌其才能少，不类己。”当年汉高祖皇帝刘邦就是因为刘盈“不类己”所以准备废太子，但由于吕后在朝中的势力，心愿终为变成决定。现在刘据也被贴上了“不类己”的标签，但卫子夫在朝中毫无势力，太子危险了。
史实证明，最终致使太子刘据死亡的是巫蛊之祸。武帝晚年疑神疑鬼，巫蛊之祸就是这时瞬然爆发的。这似乎是历代皇帝的并发症，他们为何如此深信不疑？在我看来有五个原因：
1、历史记录：
在一些史书上记载着一些在故事，如：周文王遇西王母；楚王遇乌山神女……给人造成误解。
2、自然现象：在那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有些自然现象世人无法用当时的科学方法来解释。比如看见海市蜃楼以为是神仙住的地方；出现了日食，认为上天在惩罚自己，在武帝朝的许多丞相就是因为它而死。（我们现在知道是当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月球遮住了太阳，一般18多年才会遇到一个。）
3、众人复议：
由于帝王相信，所以奸人投其所好，为了获取圣心，编造了一个又一个逼真，荒唐的谎言，帝王耳濡目染，信以为真。
4、自负：
身为国君要处理好很多事，尤其是战事，武帝认为要干出一番大事业只有自己才行，要统治好国家，只有自己才能完成，对自己的太子都太不放心，认为他们才学不够，治理不好国家，怕他们会给自己丢脸。
5、自私：古时候的帝王都很贪心，总是想让自己长生不老，永保青春，独自享受荣华富贵。
当可怕的巫蛊瞬然爆发时，刘据被他的亲生父亲逼死，这个结果在历史上来说并不少见。因为争权夺势，觊觎皇位，兄弟手足相残，父子顷刻反目。巫蛊其实只是一根导火线，在武帝时期，置放它的是汉武帝晚年最信任的人江充，触到它的最大受害者是太子刘据，最大受益人是皇六子刘弗陵，因为巫蛊使刘据无法判断父亲还是否相信自己，万般无奈之下，发生了兵变但被武帝一举平息，之后，次子刘弗陵顺利登上了太子的宝座。但武帝的这个错误的决定导致了汉朝的灭亡，俗话说国赖长君，如果武帝在天有灵，如果他看到了三分天下，会有什么想法？我不知道没有这场巫蛊，刘据登上了皇位，天下又将如何？但我知道，威震四海，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千秋之后，堂堂大汉王朝的运势逐渐走了下坡路，“国富民强”成了可欲而不可及的词，“民不聊生”成了它的替代词
巫蛊不但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使一个朝代灭亡！我十分同情刘据为他感到惋惜，伴君如伴虎说得真不错！以前我总是羡慕皇宫中山珍海味，锦衣玉食的日子，可现在我恍然大悟，即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有身不由己，也有无可奈何，古往今来政治斗争总是相当残酷的。
汉武帝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既有明君的风范，又有昏君的残酷，每次读他都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史记》读书笔记3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史记》读书笔记4
关于西方文学的来源，好像有种说法是脱胎于吟游诗人的说唱故事。而中国史官的来源却很明确，是探查宿命的星官。我觉得严谨的说来，《史记》还是不太好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分析的。虽然她在文笔上有文学性，也可能确有作者个人主观意图的表露，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对既成事实的收集与记载（不管获得的历史资料是否真的是“事实”，至少史家总是努力寻求的）。
一方面，大型通史的史料来源是数代人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即使整理者是史家个人，但其读者主要针对的也并不是大众，而是当时的政府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目的是以史为鉴。所以史书必须把“果”的详尽展示放在首要位置，并予以最大尊重，至于“因”，以及“因”与“果”的联系，那可以由读者来分析推测，史家有参与探讨的自由，但并不是他的责任。而除历史小说外的文学作品正相反，即先有创作动机的“因”，后有内容的充实“果”。正是本着这个实际的出发点，正史书还是不能当作一种发自个人的心灵诉求的“创作”来看待的。
和《左传》《资治通鉴》等可信度较高的编年体史书相比，《史记》之所以显得更有文学性，因其开创了纪传体形式，对历史人物的描述方式是跨时间维度的单独列传。所以司马迁不得不对人物的人生历程有一个线性的展示，凡在当时得到公认的重要事件以及结局，他要设法以一种宿命的方式连接起来，并把当时别人对该人物的说法填充进去。即使在这个“连接”过程中有所发挥，那也是要参考一下是否符合当时的普遍看法。从《太史公自序》里对自己年轻时四处游历的描述，以及对继承史官父亲遗志的强调，就可以联想到司马迁所秉承的著书态度。
那《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伍子胥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刺客列传》等名篇里，怎么看待司马迁对部分事件的大篇幅化以及对私人对话的详细描写呢？我觉得司马迁是有一定发挥，但依然是有具体依据的。首先，作为史官能够查阅到的史料在当时肯定是全国最丰富的了，其次，当时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也不只一两位，而是文人卿士阶层普遍的知识储备，民间对感兴趣的历史人物还会有各种传说，所以对一个事件的描述往往可以有很多种途径获得，而且在司马迁接手前应该已经开始文学化了。而司马迁要做的就是，拣选出其中比较能贯通人物的宿命感，并符合当时人们的思考逻辑的那些史料与说法。
譬如，司马迁对项羽，陈胜，刺客，游侠的部分肯定，对当朝的高祖刘邦的缺点展示，似乎在二十四史里后无来者，实际与当时儒家还未成为统治性的社会观念有关。当时的社会本来就还残留着重义好侠的风气，况且武帝时期距离秦汉之际也就百年上下，是司马迁上三代至四代的人所亲历过的。所以，刘邦的阡陌出身与大大咧咧，项羽的赫赫战功与威慑力，还在当时老一辈人里记忆犹新，这就像我们对建国初期乃至民国时期的回顾依然是一种集体记忆，即使是传说故事，仍然是一种“集体传说”，而司马迁便是这一“集体传说”的汇总与记述者。如果有很多细节是他虚构而与“集体传说”不符的话，当下就会引起广泛质疑，不可能得到长期的认同。只不过西汉对社会的思想禁锢还不算严酷，《史记》也还是半官史，半私史性质，所以“官方善恶史观”的味道还不浓。
又譬如，《刺客列传》作为对社会下层人物的事迹描述，照理除了刺杀过程外，其他细节尤其是人物间隐秘的对话应该是不容易流传下来的，可司马迁依然对每个刺客都有比较清晰的人格展示，这似乎有点传奇的味道。但要考虑到他们的刺杀对象都是当时处于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因此社会影响大，各个阶层的人都会有所震动。尤其是民间底层的弱势群体更是会对他们的勇气倾慕有加，从而使他们的事迹能够长期经口头流传，并让其性格描述越发完善，英雄色彩越发丰富。而荆轲刺秦（前227年）虽是战国末期，却离武帝时期（前141~87年）才百年左右，刺杀的又是未来一统天下的始皇帝，这就像西安事变一般是妇孺皆知，太脍炙人口了。各种正史、野史乃至传说性质的史料来源自然是多如牛毛，层出不穷，完全足够司马迁拣选整理出一套相当完整的线索了，此即典型的较有可信度的“集体传说”。
因此《史记》中绝大多数的篇章依然是对人物事件的记录，除开修辞造句方面的文学形式外，其叙事上的文学性则多是历史的结晶，而非纯粹个人的文学创作。对于战国末期到武帝时期，由于史料较丰富且口耳相传，则人物故事既详细生动又比较前后一贯。一些人物的名言与慷慨悲歌不管真实与否，应该也是在社会上早已流传的了。而越往远的年代推，如果史料与传说已残缺破碎到无法把人物描述前后贯通了，则司马迁就会提醒读者是否为传说故事，并会把不同说法罗列出来。只是在春秋至战国初期这一最容易把传说与史实混搅的尴尬时期里，可能司马迁自己也把一些传说故事当作信史来看待了，才会难得出现像“赵氏孤儿”这样的在过程上有相当虚构性的“完整故事”。
当然，司马迁毕竟是人，而且是史家中少有的经过了极残酷的肉体打击后继续挣扎着活下去的精神破缺者。由于时代与个人条件所限，他没有为抒发内心的悲愤而专门去创作一套完整的文学作品（当时承担这一任务的文学形式主要是诗歌）。但在对大量史料的编篡整理中，当遇到一些历史人物的具体细节与他的人生经历与心理挣扎有强烈的共鸣之处时，他确实会进行偶尔的大肆发挥。
譬如，在《伯夷列传》里，对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事迹叙述只占了小部分，却罕见的用更大篇幅表达了自己对所谓无德者多安享富贵，有德者多遭遇灾祸这一“不可胜数”的现实的感叹，乃至发出了“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一强烈的质疑。这显然是对自己和李陵的遭遇的映照。
而“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这段更是一副与古人同病相怜的心理写照！并隐含表明了自己要为“同道人”著书立传而扬其名于后世，由此，通过这种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而为自己对现实的悲愤给予一定的慰藉。
含有个人情绪流露的最典型例子则莫过于《淮阴侯列传》里蒯通对韩信一而再，再而三的游说细节了。这段两人间屏开左右后私下里游说“反汉”的文字详尽地竟然达到千字以上，在《史记》里显的尤为醒目！显然有着司马迁特殊的寓意。
蒯通先是从客观的角度来对天下大势进行分析，提醒韩信拥有鼎足天下的良机。韩信表示感怀刘邦的知遇之恩，不忍背信弃义。
于是蒯通又举出大量的实例对君臣关系进行分析，警示韩信功高盖主必遭猜忌，过去再有君臣之恩、亲友之情、朋友之义，都难免在利益面前彻底翻脸，化友为仇。终于发出了“野兽已尽而猎狗烹”这一名言。这段游说对读者而言针对的已不只是韩信与刘邦两人间的关系，而是借蒯通之口大胆揭示整个君臣体系的本质所在，明显带有司马迁对个人际遇的强烈感悟了。
而韩信依然犹豫不决。于是，蒯通干脆从主观的角度把他对事成者的观点和盘托出。“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氂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什么仁义道德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抓住机会，当机立断。说到底，有野心，敢行动，抢占实际利益才能成大事。这无疑把掌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的本来面目与成功秘诀彻底的揭露在读者面前。
由此观之，司马迁之所以用这么多篇幅详述了蒯通的游说内容，一方面对韩信有着相当的同情，为他错失良机而可惜，另一方面更是用春秋笔法对统治者的阴暗面进行了一次愤懑不已的揭露。
作为一个史官，更由于在人生后期作为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宫人，司马迁实际是没有进行个人文学创作的自由的。所以他唯一留下的私人文字《报任安书》才如此珍贵，其中的肺腑之言才最具文学味道。而后来的正史著者，尤其从唐朝开始，要么是吃官饭的，要么直接就是当朝上层官员，从内容的灵魂上讲，与文学精神可说是两不相干了。
传奇，戏曲，历史演义故事乃至汇合而成的小说作品由于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士大夫与统治阶层，而是包括了平民在内的各阶层人群，很多作品也先是以手抄的方式私下流传，这才开始了作者的个性化和针对读者的商业化，其故事性才更值得研究，也更容易研究。
《史记》读书笔记5
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鑑》）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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