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读后感2020年精选文章高中生800字
《周作人》是余斌2000年出版的一本小书，2010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巧，文笔精巧、内蕴深厚、风格恬淡，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周作人》读后感，供大家参考。
《周作人》读后感1
三年前出国时收拣行李，我犹豫了会儿，放下那厚厚的一摞十本《周作人文类编》，只带上了他的几个已读过的单行本和译作。其实那套书我还不曾读完，几次读几天又放下，直觉地觉得周作人的人生太复杂，那么多文字需要更静下心来念。
去年见到有人推荐余斌的《周作人》，立刻买来又运到挪威。这两天才得了机会看完。这本原本定位给“普通人”(实则更具体到中学生)的小册子，用不过十万字把周作人复杂的一生梳理了一遍，正合我这种普通读者的需求：“了解”这位毁誉参半的文坛巨擘的人生浮沉，而不是”研究“他的作品与学问。(后者，我想我还是读完那10本厚书再说。)从这个出发点读这本传记，我就很喜欢全文着墨朴实冷静客观，绝不过度演绎评论，偶尔夹带点“私货”(作者个人的理解)都点到即止简洁公允。
看惯了周作人的“平和冲淡”和鲁迅的“怒发冲冠”，我以前并不知周作人竟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尤其是第十五章《斗士》周作人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的表现倒让我有些意外。不过传记作者对此点评很到位：
“他已决意要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可遇上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他又实在不能安坐书斋，一次又一次，他最终还是被卷到了社会运动的风口浪尖。假如卷进去之后便即全身心地投入，倒也罢了，糟糕的是卷进去后又有另一个自我在冷眼旁观，令他怀疑、后悔、对自己不满。不止一次地，他陷入自我的矛盾中。” (第十六章《两个鬼》，p234-235)
——“冷眼旁观”的“冷”字怕是最能解释周作人从五四时期的先锋到在乱世之中退守自我乃至失节“附逆”。也能解释多数时候儒雅温和的他能与鲁迅大打出手永久失和、向误诊的山本大夫大肆报复。包括在解放后向共党讨好示爱，“冷”才能保留“注重事功”的这一面。热心人会对人事生出牵牵绊绊的情感而不能游离在外。不过也许正是这种性情，才能让他的小品文的臻至最”平和冲淡“的境界吧
(周作人曾劝胡适离开上海)“到北平来‘在冷静寂寞中产生出丰富的工作’。胡适接信后大为感动，他心底里对周作人很敬重，也很感激周的厚意，不过他不能接受周的活法，他说他‘爱说闲话，爱管闲事’，都是因为对国家大事还有一份热心，他没办法让自己冷下来“ (第十七章《小品文家》P278)
——这段可算是上一段的注解了。
让我震惊的是读到周作人向日伪屈服之后，曾”以副统领的身份主持大会，短发、八字须，身着全套日本军服，头上是战斗帽，腰间是武装带，目光炯炯”地向青少年训话。之前我太孤陋寡闻了，只知道此人作过“汉奸”，以为不过为生计是在日伪政府当过混日子的文官，心中还有些不以为意。不想还有堂而皇之身着日本军服之事。他此前所谓“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显得太讽刺了。
最后容我不怎么冷静地不怎么客观地骂一句，哪来的日本女人，害了周家三兄弟啊。
《周作人》读后感2
读完张爱玲和周作人，神经总是放松不下来。眼前绕来绕去就是这两个人的身影。甚至居然会把这两个人的一些话都想串了。
虽然，表面上两个人区别甚大，而且有生之年，两位除了可能看过一些彼此的文章之外，私人交接估计都没有。但在我的认识里，觉得二人骨子里有种相通的东西，正是这点模糊的线索不断牵扯着自己的念头。这个线索来自很耳熟的一段话，是张爱玲和胡兰成开始接触之后，她题写在赠给胡兰成的照片后面：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是因为遇到了胡兰成，才突然悟到自己变成了从“尘埃里的花”，实则她自己本就是尘埃里卓然的一朵花，尽管从小到大见惯了外界的可憎，人性的可卑，却给了她敏感的心更多滋养的空间。这未必是好事，然对于她的写作才能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
周作人倒没有想张爱玲那么的于人情世故隔膜的如此之开，比之于花，他更像一颗清洌洌的小草，淡淡的生长着，没那么的尖酸刻薄。亦是从尘埃里来，但能把这份世俗化作叶尖的一滴晨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他们虽然脱胎于“尘埃”，却都没有就于世俗之中。
张爱玲是利用“世俗”来抵制世俗。她对周遭世界的观察是如此之细，很难让人相信她在现实生活里却是个极弱的“行动者”，以至于她妈妈都对她说：“我宁愿看着你死，也不愿意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2好在一手好文笔可以让她不用太操心自己的生计问题，在诸多人生决定上也有更大的主动权。
她手中的那支笔抹掉了时代背景下人物的所背负的沉重使命，着眼于人的自我内心：彷徨、恐惧、胆怯、自私，些微的善良，对物质的迷恋。好人有那么一些坏，坏人也没有坏到底，总还有那么丝丝值得同情。这也包括她自己在内。
如她在《烬余录》里写到自己在香港被围时，照顾的一个病人死掉了，不是虚模假样的哀悼，这么写着：“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3 她当然知道这个时候换作别人可能会假慈悲的悲悯一下，在她实在是厌恶这种持久的折磨了。
周作人则是把这份世俗给冲淡了。现实世界里再平时无奇的事情，在他笔下立即变得有味道起来，当然也是极其清淡的味道。
举两个例子，他写北平的春天，看这话：“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经开始了，虽然我还不大觉得，立春已过了十天，现在是七九六十三的起头了，布衲摊在两肩，穷人该有欣欣向荣之意。”4文后又说道;“北平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也。”淡到极点，却别有一番滋味。
再如，他写如厕读书(这在我自己也是一桩要事)：“一个人上厕的时间本来难以一定，但总未必很短，而且这与吃饭不同，无论时间怎么短，总觉得这是自费的，想方法要来利用一下。”5以往未必会觉得这是个值得写的事情，可读读这文章，却觉得有趣得很。
跳开一句，两个人即便这般接受现实，认可世俗，最终的结局却都有几分悲凉：张爱玲孤独客死异乡，周作人晚年则不幸成为了“寿则多辱”6的代名词。
读好的传记有个好处：会让自己觉得书中人物在某些方面与自己亲近了许多，她/他的生活琐事会把一个原本在高台上供奉的人物放到了现实的环境里来。再去读读他们的作品，自然会容易消化的多。
我在读张爱玲和周作人的作品时，总会不由得回到他们的个人生命里，他们那份强烈的自我感始终让自己汗颜。如今的自己太容易堕入世俗，沉溺其中了。每个人都是从尘埃里来的，最终的结局也会是尘土，只是有些仅仅是在风里蒸腾一下，就归于其中了;有些则灼灼的成了一朵花，或者一叶草，不枉穿过这一世。
《周作人》读后感3
余斌老师的这本书，初版在2000年，此番重印，添了《新版题记》，叙及当年写作书稿，原定是给中学生看，“一般读者”只是兼顾，故只有十万字，语言也平易朴实。开头有些像讲故事，但渐渐读下去，便发觉全书情感控制都很得当，没有泛滥的抒情和天马行空的小说笔法。我看过的传记文学很少，说不上什么认识，只是出于性格上的偏好，很怕读情感和想象力都过于茂盛的传记罢了。
传记的本来目的是使读者对传主有较全面而公允的认识，不是写情书或文学创造。信而有征是它首位的要求，过度抒情固然使人肉麻，以代言体的角色试图重现旧日情景，也难免容易滑入想当然的境地。通常说来，写得成功的传记必然会使读者受到传主人生与精神的感染，但这种感染是否一定要通过甜糖水那样直白的抒情传达，则是未必的了。
全书共十九章，除叙述周氏身世经历外，对他的思想与文学也时作剖析，其结论大多从周氏及亲友的文章中得来，时有自己的见解，但不强作解人。一些章节的命名里，也可以略见作者的用意，如第一章“老人转世”，周作人出生时，本房一位堂叔夜游归家，看见一位白胡子老者转瞬即逝，故家人相信周氏是那老者的转世，而后老者更传成和尚。周氏虽不信仰宗教，但对宗教的精义中贴近人生的部分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故屡屡在自传性的文章中提起，大约也觉得有蕴藉的趣味罢。作者于此指出“老人转世”的传说对于周氏或有某种心理暗示的作用：“他既说转世老人的特性是‘有点顽梗’，‘不讨人们喜欢’，想到一生经历的沧桑荣辱，想到他的不合时宜，他也许真有
些觉得，那传说大有‘不幸而言中’的意味。”又如第十一章名为“青春期”，实指周氏成名之后的五四时期。周作人最初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还处于不大受人注意的配角位置，到接连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文学》之后，则已然成为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家。他在《人的文学》里对传统戏剧与小说的否定之彻底使人吃惊，在北大征集民间歌谣时又着意强调“猥亵的歌谣”之价值，后来又颇向往日本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实验。这时他已三十多岁，照他一贯少年老成的性格，实在已算步入沉稳的中年，而忽然焕发此青春热情，与环境之关系不得不谓之大。
对周氏思想与文学的分析散见于各个章节，而较为集中于第十六“两个鬼”、第十七“小品文家”两章中。作者戏称“这部小书是不许(‘通俗易懂’的体例限制)，不甘(不愿只是敷衍事迹，重复‘公论’)，不能(做不到对传主的透彻理解)的‘三不’产物”，连自己对周作人的个人理解都算是书中夹带的“私货”。然而这些“私货”夹杂在对周氏身世漫然的叙述里，确如灵光一闪，使行文时时显出亮色。试着摘抄一点：
“似乎从断文识字起，他就进行着两种学习，一种是社会、家庭、学堂里要求的，从三味书屋到水师学堂，都是;一种是他按照一己的意愿志趣展开的，随兴致所至，没有特定的范围，却有一以贯之的线索。对他的人生道路，对他以后的发展更具影响的，显然是后一种学习。”(《洋学堂》)
“他于人生得来的经验，他的气质，他从中外文化传统中受到的影响，使他对人生、社会皆有一种悲剧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轻易地乐观起来，一边过着自在的书斋生活，一面那忧患的意识一直伴随着他。那些哀感的诗文，那些对社会、人生阴暗然而冷静透辟的观察特别容易引起他的共鸣。”(《归来》)
“其实周作人的大胆原也简单，——那是源于思想的彻底性，或者用一些佩服他的人的话说，他有着‘明澈的思想’。这也正是周作人的过人处：虽然他性情温和，为人行事极少逾矩，他的思想却是没有任何禁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之一是‘科学’，那不是自然科学或科学技术的意思，而是指一种科学的精神：破除偶像，扫荡一切神秘与禁忌，任何事物都可以直面它。周作人身上极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无畏的精神。”(《青春期》)
“周作人并不是个眷恋‘集体’、‘团体’之类的人，可是他自己知道，如果不是有《新青年》这样一群人相互呼应，他不大可能那样无所顾忌、理直气壮地对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他也不会有那样急切的参与社会变革的愿望。”(《迷惘》)
“其实周作人悲凉的心境在他那篇《怎么说才好》中已表露无遗，他对中国的前途已经感到悲观：‘怎样说才好?不说最好：这是一百分的答案。’所以还在抨击时政，不是因为还能看到什么希望，而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说那是困兽之斗也许是更合适的。”(《“两个鬼”》)
“当然周作人提倡美文，也是出于他自己的内在要求。……他是《新青年》‘随感录’的重要作者，长篇的议论文写得更是出色。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很多情思是那样的文章表达不了的，那是一些比较个人化的东西。论文、杂感在他看来是‘共性大于个性’的应时之作，那是传达时代的声音，作者好像是在扮演一个合唱队前领唱者的角色，不是在独唱。他想独唱，前面已经提到，周作人即使在五四的高潮时期也对群众运动存着一种恐惧，担心那洪涛大浪会将个人的声音淹没，对于他，个人的东西才构成自己真正的家园。一个像他这样视写作为生命的文人，这个人一面当然要寻求表达，而唯有文学艺术才能容纳个人化的内容。他写过诗，又曾经想写小说，可他自认没有这方面的才具：诗的情绪偏于浪漫，诗的语言倾向于浓烈;散文则其性质是家常的，语言与诗相较是平淡的，他觉得他的境界更接近散文而不是诗。至于小说，与散文相比，更倚重想象，周作人觉得那也非他所长。不宜诗，不宜小说，而又贪恋文学的个人况味，他自然而然地走向散文了。”(《小品文家》)
虽然好像没有什么惊人之论，但读过一些周氏作品的读者，大概能体会得出这是读书有间的平实贴切的话。他说周作人的小品文平和冲淡，不拿腔作调，不矫饰造作，如今看来也已是通识，然而作者又格外强调周文的有知识和趣味的“简单味与涩味”，细腻流丽的中学作文以朱自清和冰心为学习对象，实际还远远不够，联系到本书的写作时间与对象，是可以从中看出作者的寄托的。书中的论断，我所觉得稍有不妥的，其一是讲周作人退回“自己的园地”后，讲求“生活的艺术”，或曰“艺术的生活”，而此艺术的生活之关键在于“不要卷进纷乱的现实中去，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这里“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未免有些划地太阔，周氏彼时的生活环境，只好称它是乱世，若真到了能以欣赏之眼光看待社会之乱离与黑暗，那就完全是“绅士鬼”的统治而没有“流氓鬼”的存在了，而周氏向来是宣称自己心中是有“两个鬼”打架的。其实作者后面也曾提到，周作人虽声称闭户读书，他脾性里褊急的成分却实难使他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闭户读书论”一面固然是实情，另一面却近于讽刺，是对纷乱的时世与政府的嘲弄。说“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难免产生周氏竟至不分是非轻重的误会，他的“艺术的生活”，恐怕也只是对生活里琐碎普通却具有一种向上的情感的人情物理持有欣赏的态度，并善于发现它们审美上的愉悦罢了。
其二是叙及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乌蓬船》等小品文时，作者这样描述它们的特色：“它们与他的那些宣传主义的文章有相当的距离，这些小文调子悠闲自在，没有一点烟火气，其中浮现的是一个仙风道骨的隐者形象，与我们在那些笔仗文章中看见的周作人简直判若两人。”窃以为周氏这类文章，烟火气却是很有的，因为都是从普通的人世中抽绎出的生活的情感。大约关键要论如何看待“烟火”二字的意味。人常以“不食人间烟火”来夸赞不同凡辈者的高妙，实际却使我疑心那人只是空洞。因“烟火”在我心目中，原是极温柔美好的东西，与俗世人生相牵连而分外有情。与俗世民间相连，并不意味着便即恶俗，只是富于人生的情态罢了。如今城里的小孩子自幼见惯煤气灶蓝幽幽的火苗，恐怕很难懂得薄暮炊烟的美丽和它内里所蕴含的一种人的寂寞与依托了。
周作人的写吃茶，写故乡的野菜，清明的黄花麦果与上坟船上露出的杜鹃花，这些都是尘世里平常的微物，含了露气的草本生活。其烟火气，或曰生活气是很浓的，只是他的人和语言都是那样朴淡，少刺激性的物质欲求，所以使人觉得他“雅致”罢了。但雅致也须与地气相接才可喜，不然便很容易堕入惯来文人的酸腐气，成为一种虚张声势的东西。这里最重要的是真实的、澄澈的情感，周氏的小品文作草木虫鱼题材外，固然大部分是与书有关的钞评，这是他精神上往高处神游的部分，但那里面一以贯之的，仍是他对自然以及作为个体的人关怀的精神。——话似乎说得很岔了，其实我与作者最终的意见并没有分歧，大概只是我要发挥一下这“烟火气”，忍不住表达一点我的爱罢了。
真正需要讨论一下的，倒只是最后这个小问题，即第十七章末尾，作者认为《骆驼草》的发刊词是周作人所写，并引其中“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一段，认为是周氏对当时左翼作家的围攻的回应。
《骆驼草》于1930年5月创刊，是废名首先提出，然后得到冯至的支持。两人后来也是报纸的主要负责人，同社撰稿人则有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徐祖正、冯至、秋心(梁遇春)、沈启无等。对于《骆驼草》的创办，周作人自然是支持的，但发刊词是否出他之手，则恐未定。发刊词当时并未署名，而《骆驼草》的事务主要由废名和冯至负责，废名后来的文章中多次写到他们亲自校对，虽麻烦而仍以捉到错字为痛快，故很有可能是废名或冯至而不是周作人写的。发刊词今则收入《废名集》第三卷，试看其最后两段：
“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乐莫乐兮新相知’，海内外同志，其给我们这个乐乎，盍兴来乎。讲【谨】此祝福。”
这其实是较典型的废名的文风。废名文章的语言似有截然不同的两路，如《桥》与《竹林的故事》、《招隐集》，属于简净妍美一类，而如《莫须有先生传》以及他三十年代许多的散文，则是嘻笑怒骂，自成文章，时有拉杂堆砌，又尤其喜欢以“也、矣，乎”之类的语气词夹杂其中，最后却又奇妙地流为一幅灵动的整体。发刊词的风格可谓属于后者，“其给我们这个乐乎，盍兴来乎”实是典型的废名式语言，自与周作人简净朴实的文风不同。谓予不信，可试看废名为俞平伯《古槐梦遇》所作《小引》之片断：
“那么古槐书屋的一棵树今日尚足以牵引我的梦境，吾其博得‘吾家’冯妇之一点同情乎?”(按，废名原名冯文炳)
“于是我就赞叹一番曰，吾不敢说梦话，拿什么‘谪仙’，‘梦笔’送花红，若君其所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乎?愿你多福。”
然而我也没有十足的铁证，只是以一个废名迷的身分，表明这实在是废名的文章的感觉罢了。这样的话说起来又近于无赖，原本是无关宏旨的小处，到此也就好作一个结束了罢。
《周作人》读后感4
南大余斌教授近日重版了他的旧作《周作人》，在那么多的周氏传记里，是字数最少的。像周作人这样的大家，写得多往往比写得少容易，懂得舍弃无疑是这本传记最大的好处。但简洁并不意味着简陋，特别是在剖析传主复杂性时论及的某几点新颖之处，虽点到即止但细究之下也有不少值得人味的地方。
曾经，与周作人在北大做过同事的温源宁这样描述他：“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恐怕很少有人会把他与“变旧造新”(唐孔颖达疏《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句：“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其族内叔祖就此为他改名)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与之相比，他的兄长鲁迅却给人留下冲锋陷阵，身先士卒的印象，精神气质上似乎更近于热爱新事物的青年人。余斌指出，这可能与周氏兄弟在家中的排行有关，鲁迅是老大，责任心自然重，做的事情多显然也更具行动力。周作人身为二弟，从求学到工作，个人到家庭，无不得到长兄的悉心照顾，操心的事少了，他那要自由，要潇洒的心理，也因此得到了莫大满足，再不必如兄长一般在现实生活的疲于奔命中消耗他的生命力了。再者，周作人是学者而鲁迅是小说家，论说文字与小说语言何者更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也同样影响了写作者的心性。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周作人，看人看书看自己，多是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心态;而小说家鲁迅，因创作与现实的距离隔得太近，纵然写起杂文，也是事事管己，样样关心的。
但是，如果说学者的气派只是旧文人的行头，是封建势力的残余就错了。相反的，周作人的独善其身，恰是他“变旧造新”的体现。1919年，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这是略知现代文学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窃以为这是他第一次开诚布公地大写“人”字，最大可能地拔高存在的意义。文章的着力点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人，文学中的也好，现实中的也罢，人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人道主义是当仁不让的载体。这对于重视群体意义而漠视个体价值的传统中国文化观而言，是真正的大逆不道，也是本质上的变旧造新。
可是这文章里的主张，在新文化及此后的中国文化变革中，又得到了多少拥护和延续呢?文学多大程度上被还给了个人?浅近地说，文学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的自由?民族的自由?人性的自由?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若要拿这一主张去对照国情，都只能对比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妄想。加之《新青年》的散伙，各种复辟专制的轮番上演，曾经的友好同仁因分属于不同的党派而先后被杀，在周作人看来，“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在文学中的表现尚且十分有限，如要落实到中，可真正成了一种“理想”而非“现实”了。
周作人对维新思想的信仰遭遇到现实的强暴之后，他对当时现状虽然悲观，但个人主义在他本人身上的体现，却并不见得有所削减，反而变本加厉。他所坚信的“利他即是利己”以文学作为载体本无可厚非，因为两者都是理想化的、理论性的，但如把它挪移到生活本身，忽略人的现实处境，甚至将之与自身的贪婪怯弱本性苟合起来，企图混淆视听，那么这理论不但与写文章无益，更是害了它的创造者和践行者。
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附逆失节的事，一直以来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其根本也在于此。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头脑毋宁是最清醒的，他对中国的现状也非常失望，对战争的胜利亦十分悲观，但这并非个人苟且偷安，贪生怕死的护身符。大义当前，知识分子怎能抱着事无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行动力在鲁迅身上一以贯之地体现，而过分发达的大脑却终是连累了事事皆被照顾优待，最终成了又一个钱谦益的周作人。
周作人坚信新时代的象征便是以人为本，这在当时无疑是最前沿的科学了， 然他自己选择的道路，难道就能因着这以人为本的思想而避免赵孟頫，钱谦益之流的命运了吗?更何况外族侵略不比朝代更替，士大夫的风骨节气，古往今来何曾变过?树人不旧，作人不新，人生何其复杂，在“品”的高低上，即便是今人，又多大程度能跳出传统的评价圈子呢?
《周作人》读后感5
“秋行春令”本是周作人在一篇名为《中年》的文章中挖苦鲁迅的说法，意在讽刺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的结合是“老人的胡闹”，是不理智的，是会遭人耻笑的。在此，我用来描述自己对周作人的认识，虽然牵强，但也确如其是。一直以来对周作人都不甚了解，其人其文在读书时期的课本里几乎绝迹，最初看上这本《周作人》也是因为装帧，瘦身窄长的开本是我最喜欢的形状，小硬皮册子，封面质朴简洁，但凡这种装帧，总能烘托出神圣的意味，就像家里珍藏的一本同样尺寸的《圣经》一样。可以说，这个装帧很符合周作人冲淡儒雅的性情和人生志向，是非常好的艺术作品。
正如作者余斌所言，为周作人做传很难，虽然他有过写张爱玲的经验，但毕竟张爱玲的为人作文都坦荡开放，有迹可循，而周作人却复杂得多，矛盾得多。更多时候，他被人记住，只是因为他是鲁迅的兄弟，以及他曾经的失节受辱。这本小书，让我第一次近距离读到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人生，同时也生出敬慕喜爱之情。
周作人的个性应该属于温吞、缓和、闲散、儒雅一类，从小就在文学上禀赋很高，学问做得比鲁迅要大要深要精，他对待学问的态度总是很专一，即使在烽火连绵的乱世，他所希望的也是温一壶清茶，捧一本古书，安安静静地隔离于外面的世界，他是个“洁身自好”的自由主义者，总不想牵扯进任何党派纠葛，由此也造就了他犹豫的性格缺陷。日后的许多人生选择，正是因为他的犹豫，而酿成无尽的苦果。
然而，不能不说，周作人也是矛盾的，他也曾一度表现出性格极端的一面，他也会竭斯底里和不顾一切。比如他在创办《语丝》、《现代评论》杂志时期与胡适、陈西滢等人的笔战，在民国时期为大学生遇害义愤填膺，甚至在与鲁迅最终失和时候的竭斯底里，都是他极端的一面。我想他在这一面的性格里，是很痛苦和无奈的，难以自控的，时代逼迫他如此，他作为时代中人也只得顺从。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作人人生中的“双失”。其一是与鲁迅失和。这桩蹊跷的事情至今仍留有很多疑问。周作人自小与鲁迅兄弟一心，彼此照应，年轻时候鲁迅对他的提携和照顾是很多的，帮他的日本求学铺路，又为他在北京找工作，治学上，二人也经常切磋，时常共同翻译西学。那为什么，两人会反目成仇了呢?
据说，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中很突兀地写道当夜改在自己房中吃饭，并没有说明原因。通常他们一家人总是一起吃饭的。到了7月18日，周作人当面交给鲁迅一封信，一封绝交信，信不长，开头是：“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但究竟他“知道”了些什么事，他“尚能担受”些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再后来，鲁迅就搬出去了，半年后，回旧居拿书的时候，周作人竟然与鲁迅大打出手并恶言相向。所谓“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现在居然还打起来了，究竟为何如此失态?似乎没有人知道。
传说中的两种导致兄弟失和的原因，一说因为经济问题，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一直是周家的持家人，但她花钱阔绰，不知节俭，虽说周作人和鲁迅赚的钱已不算少，但也难以支撑一大家子人(当时还有三弟周建人一家)，每次家里入不敷出，都是鲁迅出门举债。鲁迅多次让周作人说说其妻，周作人一来二往加在哥哥和妻子中间两头做人难。另一方面，羽太信子这人也是有“竭斯底里性的”，总是发“臆病”，一发病就吵吵闹闹，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忌恨，兄弟失和有一说是羽太信子从中挑拨离间。而在失和一事上，周作人显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也有一说是羽太信子曾遭鲁迅调戏，而且两人关系非比寻常，曾经想好过，只是周作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这又是怎样的一出情爱大戏啊!
还是回到周作人的“双失”上，除了“失和”，另一个让我深受触动的，是周作人的“失节”。其实，周作人在北平落入日本人手中的初期，曾三番五次拒绝伪政府和学校的聘书的，与其说，他有风骨有气节，还不如说他生性不喜搀和俗世纷争，尽可能远离政治中心。可是，侥幸在一次“刺杀”事件中逃过一命后，他就再无法拒绝日本人的邀请了。在他看来，那次“刺杀”是日本人对他的恐吓，如果再拒绝邀约，他只有死路一条，为了保存性命，也为了留在北平一大家子的生计，他唯有顺从。自此，他的后半生都在为自己“正名”，心力交瘁。
我很同情这样一个“失节”的周作人。他不是主动降敌的，他也不是没有深思熟虑过的，只是他所有的思量都受限于他个性中的温和、犹豫。日军占领北平时，许多文化界人士劝他一同南下，但北平有周家一大家子人，当时鲁迅和周建人已到上海多年，但包括鲁迅的发妻朱安，周建人的妻小，周作人一家都还留在北平，都是周作人照料的，一人挣钱，十几口人吃饭，是不是周作人的处境更值得同情呢?那边厢，鲁迅、周建人都分别有了新的妻子，这又算是什么事儿呢?所以，当时周作人拒绝南下，一来真的是因为“家累”，二来，他不曾想到国民政府与日本人对峙竟是那么长的时间，他蛮以为不出半年就能回复从前——在他看来，即使打仗，国民军队也撑不了多久。此外，他一定有他的挣扎，因为年轻的时候曾留学日本多年，外家也在日本，他对日本有深厚的感情，面对民族矛盾，他何曾不想毅然决然投入革命，或是继续执笔仗言，救国救世。
历史是不可选择的，时代是不容逆转的，周作人生于斯，失于斯。他的后半生，坐牢，申辩，为自己“正名”，不愿写谢罪宣言，所以一直被禁止在中国出版作品，只能以翻译为乐，他又被人揪出来批判，这一生的折磨和耻辱，似乎仍在继续，纠缠着这个本该远离人间，“一心只读圣贤”的老人。经不起折腾的周作人死于1967年。
关于人生中的“两失”，特记录两段话如下，这话让我心有戚戚然，暮气渐深，先生老矣!
周作人字“启明”，鲁迅字“长庚”，二人的字分别是两个星宿，过去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永不相见”的迷信说法，谁知在周氏兄弟身上却成了事实。
1963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后在台湾出版)杀青后写的一篇《后序》里再次提到“寿多则辱”和兼好法师的那段话：“我平常总是想，人不可太长寿，普通在四十以内死了最是得体，这也不以听兼好法师的教训才知道，可是人生不自由，这就一点也不能自己做主，不知道这是怎么干的，一下子就活到八十，实在是活得太长了。从前圣王帝尧曾对华封人说道，‘寿多则辱’……其实是不错的。人多活一年，便多有些错误及耻辱。这在唐尧且是如此，何况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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