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励精图治走向昏庸无道——宋徽宗的统治(2)

　　蔡京出任独相之后，徽宗也接连下诏，陈述自己需要绍述父兄之意，需要让改革再出发，于是旧党臣僚接连被贬逐。蔡京借这股东风，托“绍述”之名，顺便也不断打击政敌、借机揽权。因为蔡京是独相，所以朝中政策概由他出，一些正直之士总能因为各种理由被排挤出去。死去多年的司马光再次受到徽宗的处罚。他下诏：“司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师。”这一大规模排斥旧党的做法，让旧党措手不及。然而这还只是开始。

　　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宋徽宗再次下诏，把元符年间上疏的官员582人，分为正邪七等，分别是：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最后，属于“邪”字等级的有534人，占比92%。一朝文官有92%的人属于奸邪?真不敢相信。那这到底是皇帝的过错呢，还是“奸邪”的过错?也许蔡京可以回答，因为谁定为奸邪、谁定为正直，这都是蔡京一手操办的。所有这些被定为“奸邪”者，相继获罪，不管他们是否已经去世，其中包括不少素有名望的大臣：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王珪、韩维、苏轼、苏辙、范纯礼、刘安世、司马康(司马光的儿子)、黄庭坚……等等。而且，这些人的名字还由徽宗御笔书写，刻在端礼门的石碑上，以昭告天下。后来甚至让人抄写碑石上的姓名，传送全国。宋徽宗如此罗织罪臣、并用如此方式示人，自宋代立国以来，从未有过。

　　京剧里边将这段故事编成戏剧，名为：《党人碑》。此碑后来因为星变而被毁。但这些党人子孙更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现在只能找到当年的碑刻拓本。现存唯一的一块党人碑，来自元佑党人之一梁焘的曾孙梁律根据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刻制的。

　　(张文楷题签，北宋刻石，亦称《元佑党人碑》、《元佑奸党碑》。宋徽宗即位后，听蔡京之言，将哲宗元佑中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数百人列为“元佑奸党”，并将其名单刻石，颁布全国。)

　　在这过程中，蔡京把所有与自己有恩怨、有权力竞争的人一律定为“奸邪”，并且不断株连。其中被定为“奸邪尤甚”这个等级的，受迫害最、被株连最广。徽宗有诏：被降官安置及编管、羁管的人，不得迁徙。也就是说，他们应该老死在被禁锢之地。公忠体国的范纯仁，虽然去世已经一年，但被提出不该获得“忠宣”这个谥号，当年参与议定这个谥号的官员逐一获罪受罚。先前宋徽宗下诏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现在却行情急转直下。即使布衣百姓中，上书言事者，也逐一划分成分，视情况而定罪。

　　对旧党打击殆尽之后，终于轮到台谏官员了。所以，蔡京终于没有漏掉这道对他制衡的墙壁。首先遭到清算的，是当年上书弹劾蔡京的旧任官僚，主要是谏官陈瓘、任伯雨、御史龚夬等人，他们被罚革职除名、永不录用。

　　除了罢官免职、贬逐外放、撤销各种封号或者谥号之外，这些旧党的著作(例如元祐党人的著作)也在蔡京的要求下禁毁。苏轼、黄庭坚、司马光等人无一幸免。尤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在禁毁之列。幸亏太学博士陈莹中设法保全，不然此书已经亡佚。陈莹中在出题的时候故意援引了宋神宗为《资治通鉴》做的序言，后来被确定为神宗所撰之后，蔡京于是放弃了禁毁该书。苏轼，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散文方面无一不佳，此时虽然亡故已久，但其著作也被要求禁毁。但是朝廷越禁止，他的作品价码越高，私下传播越盛行。据说当时已到了“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而且苏东坡的书法也作为墨宝被视若拱璧，疯狂崇拜、收藏。这真是巨大的讽刺!

　　直到崇宁四年(1105年)，由于对元祐党人的打击太过分、引起强大的舆论责难，蔡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在他与宋徽宗的商议下，解除了对元祐党人父兄子弟的株连，随后又允许受到编管的进士可以迁徙、与家人团聚。

　　崇宁五年(1106年)，彗星出现，宋徽宗采纳言官建议，夜半派人拆毁元祐党人碑、恢复这些人的仕籍;并且下封口令，不许言官再弹劾此事。人们借星变之机想宋徽宗控诉蔡京的种种劣迹，述说人民间怨言。宋徽宗也考虑到，需要有人背锅才可息事宁人，于是将蔡京罢相。

　　两年后，宋徽宗眼见风声已过，又重新开始追究一部分元祐党人的罪责，仅对一些担任过宰辅之臣的著名大臣有所宽宥，适当改善其待遇。从崇宁元年到大观二年(1108年)，宋徽宗对元祐党人反复迫害、折腾，持续达七年之久。

　　奢侈腐化、醉生梦死

　　明清小说《水浒传》中讲到一个故事，叫“吴用智取生辰纲”。这个故事就是以宋徽宗时期蔡京把持朝政为背景，反映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当时朝政的腐化。“生辰纲”是指成批运送的生日礼物。除了生辰纲之外，蔡京还给宋徽宗进献“花石纲”。“花石纲”，就是运送花石的船队，一队叫作一纲。因为宋徽宗颇有艺术爱好，喜欢搞园林建设，蔡京便投其所好，在全国搜罗奇花异石。当时工程之浩大，让人叹为观止。耗资之巨，瞠目结舌。“一花费数千缗，一石费数万缗。”有些体型巨大、运输不便的贡物，竟然不惜毁掉桥梁、凿穿城郭来运输。有些大的花石需要走海运，遇到风暴船翻人殁，枉死的无法计算。而且运花石的人恃势横暴，连州县官都惧怕三分，老百姓更是敢怒不敢言。

　　从崇宁元年(1102年)起，宋徽宗就不断大兴土木，蔡京不遗余力地奉迎、配合，与宋徽宗一起粉饰太平。蔡京出任独相之后，不到两年，就修景灵宫、元符殿等十一个殿。崇宁三年又开始铸造九鼎，用时一年多才完工。政和四年(1114年)，蔡京又召宦官童贯等人扩建延福宫，童贯等五人则建议异地重建，盖个新的，蔡京批准了。新的宫殿规模宏大、楼台亭榭相望，充斥无数从全国搜刮来的奇花异石。此后，又修了华阳宫、万岁山。为了驯服贡入禁苑的珍禽，童贯让人用大盘贮肉糜饭食，仿禽叫声以招引其类，另置人加以训练。

　　宋徽宗相信各种迷信，并且崇奉道教，尤其以政和、宣和年间为盛，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政和、宣和年间，宋徽宗统治的宋朝已经出现深刻的社会危机，内忧外患不断，于是在蔡京的密谋下宣扬道教、神话徽宗的统治。蔡京原本倾向佛教，但因为宋徽宗喜欢道教，于是蔡京也改信道教了。在蔡京的安排下，宋徽宗提拔和重用了一批道士，并且还培养道学人才、定品级，还举行考试择优录取。至于大修道观，那更是不在话下。结果，不少道士后来为非作歹，被揭发出诸多丑闻。比如道士张怀素，后来被发现与人密谋起事，且在他的道观居室中搜出美妇十余人。因为案件牵连甚广，蔡京害怕了，于是让人把搜到的自己与张怀素的来往书信悉数烧毁。

　　还有个女道士虞仙姑，年过八旬仍然容貌姣好如少女，受到宋徽宗的高度礼遇。有一天蔡京设宴款待虞仙姑，席间见一大猫，仙姑指着问蔡京：“认识此猫吗?他就是章惇。”章惇是蔡京的引荐者，虞仙姑颇有指桑骂槐之意，使蔡京颇不高兴。宋徽宗问虞仙姑何时才能成就太平盛世?虞仙姑说这需要任用贤人。徽宗又问：贤人是谁?虞仙姑回答说，范仲淹之子范纯粹。蔡京得知后，便告诉徽宗说，这肯定是受元祐党人的指使才说这些话的。宋徽宗于是将虞仙姑逐出朝廷。此事被朝臣得知后，人们不无讽刺地说：虞仙姑也入元祐党籍了。

　　品评北宋开国以来历代皇帝，恐怕未有像宋徽宗这么昏庸的。此前历代皇帝虽然也生活奢侈，也信迷信，但至少能听得进劝、能装装节俭的样子;而宋徽宗基本上连样子都懒得装，与蔡京伙同狐狗，愚蠢荒唐的事都干得出来，实在很不像话。

　　宋徽宗之所以被后世称为“青楼天子”，也是因为他的好色之举异于其它帝王。他怠于政事，沉湎于酒色，热衷于民间妓馆，行眠花宿柳之事。为了方便出入青楼，他微服出行。当时东京有非常繁华，妓馆比比皆是，宋徽宗便很快成为他们的常客。这是北宋历史上的铁案。

　　他最中意的青楼女子，就是李师师。根据学界考证，历史上应该有至少两个“李师师”。一个记载在张端义的《贯耳集》中，论年龄比宋徽宗年长约二十岁，被排除。另一个在《宣和遗事》和《李师师外传》中被记载。学界推测，《贯耳集》的作者张端义应该是见过《宣和遗事》和《李师师外传》，知其故事并引用参考。宋徽宗与李师师的故事，在当时被多人以诗文形式记载，所以此事为学界所不疑。